从16世纪垂至腰间的宽松上衣,到19世纪短得仅剩一尺五寸的极致形态,赤古里的演变仿佛在诉说一个民族的兴衰。
申润福的画笔记录下它的风情,日本的铁腕却将它推向消亡。
那鲜红的染料、那独特的造型,又埋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工艺与传统?

1894年的深秋,汉城钟路区的石板街巷还带着几分凉意,德国外交官保罗·冯·门策尔却在这儿停下了脚步。
他手里握着那台笨重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一个让他瞠目结舌的场景——一位朝鲜妇女头顶一只陶罐,慢悠悠地走在巷子里。
她身上穿的是一种叫赤古里的短上衣,裁得只到肋下,胸脯完全裸露在外,在秋天的阳光下泛着古铜色的光泽。

那个被镜头定格的女人,不是普通人。
她叫金玉顺,来自全州李氏,是朝鲜王朝一个显赫家族的宗妇。
那年她四十二岁,丈夫李容翊正担任司宪府掌令,一个正三品的官职,管着朝廷的监察事务。

金玉顺那天出门,也许只是去附近汲水,或者探望街坊,谁也没想到,她日常的模样会因为一张照片传遍世界。
门策尔拍完后,把这张照片带回了欧洲,几年后,它被收录进了《东亚民俗图志》,成了研究东亚文化的珍贵资料。

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韩国史学界重新翻开了这张照片。
学者们围着它议论纷纷,因为金玉顺的身份被挖了出来。
她不是随便哪个路人,而是朝鲜王朝晚期的贵族妇女。
这让大家开始琢磨,照片里那短得离谱的赤古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跟当时的朝鲜社会有什么关系?
赤古里,这个听起来有点陌生的名字,慢慢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史学家们翻遍了旧书旧档,发现这件衣服不只是个简单的穿着习惯,还藏着朝鲜从繁荣到衰落的故事。

要说赤古里的来头,那得从好几百年前讲起。
朝鲜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女人穿的上衣还不像后来那么短。早期的赤古里,能从肩膀一直垂到腰那儿,盖得严严实实。
那会儿的女人出门,身上裹着长长的裙子,胸口再拿三尺白布一裹,风吹过来也不会露什么。
16世纪的朝鲜,社会还算太平,女人们穿着这种宽松的赤古里,走在汉城的街头巷尾,跟男人一样忙着自己的活计。

可到了18世纪末,事情开始变了。朝鲜王朝的日子不好过了,朝廷里派系斗得你死我活,外头还有西洋人和日本人虎视眈眈。
就在这时候,赤古里的长度悄悄缩了起来。学者李德懋是个爱写东西的人,他在1789年把自己看到的记进了《青庄馆全书》。
他说,那时候的赤古里已经短了不少,有些女人的上衣只能刚到肋骨下面,胸脯半露着,走路的时候布料一飘一飘的。他还提到,这风气是从贵族阶层开始的,后来慢慢传到了平民那儿。

到了19世纪末,这变化更明显了。光武八年,也就是1904年,汉城府的官员们坐下来开会,专门讨论怎么改女人的衣服。
他们翻了翻账本,写了份记录,说贵族女人的赤古里现在只剩一尺八寸,差不多28厘米长,平民女人的更夸张,有的连一尺五寸都不到。
街上走着的女人,穿得短的短,长得长,远远看过去,像一群五颜六色的鸟儿。
可这背后,朝鲜的国力也在一步步滑坡,外敌的船炮已经停在了港口,朝廷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更别提管女人的衣服了。

那时候的汉城,街头巷尾还能看到织布的女人。
她们坐在矮矮的木凳上,手里的梭子来回穿,手艺好得不得了。
赤古里用的是麻布或者棉布,染上红的、黄的颜色,针脚细密得像画儿似的。
贵族女人像金玉顺那样的,衣服上还会绣点花纹,走起路来裙摆一甩,带着股贵气。可不管多好看,这衣服越做越短的趋势是谁也挡不住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布料贵了,织不起长的;也有人说,这是风俗变了,大家觉得露着胸脯也没啥大不了。

1805年的端午节,汉城郊外的小山坡上挤满了人。
申润福那天带着画板,站在人群边上,眯着眼打量着那些踏青的女人。
他手里的笔刷动得飞快,画纸上渐渐多了几个人影——有的女人穿着短得只到肋下的赤古里,胸脯半露,顶着盘髻,脸上带着笑;有的少女裹着长长的上衣,低头摆弄手里的花绳。
这一幕后来成了《端午图》,画里的女人分得清清楚楚:露胸的多是结了婚的主妇,遮得严实的都是还没出嫁的丫头。

这可不是申润福随便画的,当时的朝鲜有套规矩,写在《闺阁要方》里头,清清楚楚地说,只有生过男娃的女人,才能在端午、中秋这样的大日子穿短款赤古里。
那些主妇们挺着腰板,穿着鲜红的短上衣,走在街上就像在告诉大家:“我家有后了。”

可这画儿还没画完,就有人看不顺眼了。几个穿长袍的士大夫凑过来,指着申润福的画嚷嚷:“这成何体统!女人露着身子,伤风败俗!”申润福低着头没吭声,心里却不服气。
他是个画师,眼里看到的都是真东西,这些女人穿得短又怎么样?这不就是汉城街头的日常吗?

风波越闹越大,最后连他的老师金弘道都坐不住了。
金弘道是个老实人,赶紧跑去给正祖大王上书,跪在宫门口递了份辩疏,说:“这画儿不是瞎画的,就是照着实景来的,哪有半点淫秽的意思?”
正祖瞧了瞧画,又翻了翻书,觉得也没啥大不了,就把这事儿压下去了。

1894年冬天,平壤郊外的田野冷得刺骨,风吹过光秃秃的树枝,发出低低的呼啸声。
清朝的淮军将领聂士成带着一队兵路过这儿,远远瞧见几个农妇在河边挑水。
她们穿着薄薄的赤古里,胸脯露在外面,手冻得通红,还是照旧干活。

聂士成看得愣住了,回头跟副将说:“这天儿都快冻死人了,她们怎么还穿这么少?”
他后来把这事儿写进了《东游纪程》,说朝鲜的女人真是“隆冬亦坦怀”,让他开了眼界。
同一年,袁世凯刚到朝鲜当差,头一回在汉城街头见到这景象,差点没把下巴惊掉。

可这时候,朝鲜的日子已经乱成了一团。
甲午战争刚打完,日本的兵船开进了港口,清军撤得七零八落,朝廷里人人自危。赤古里这件衣服,也跟着乱世一起走到了头。
到了1911年,日本彻底把朝鲜半岛攥在了手里,总督府发了道《服饰改正令》,第十七条写得明明白白:女人的上衣不能短过两尺二寸,差不多33厘米,谁敢不听,就等着挨罚。

那时候,汉城的街头多了不少日本警察,腰上别着竹尺,见着穿短赤古里的女人就拦下来量一量。
尺子要是碰到胸脯,那就是违规,当街就得挨一巴掌。
这规矩一出,赤古里就彻底没了影儿。街上的女人慢慢换上了长上衣,有的还学着日本人穿起了洋装。聂士成当年见到的农妇,到了1911年再也找不下了。

1923年的夏天,黄海道谷山郡的河边安静得很,水面上漂着几片树叶,偶尔有鱼儿冒个泡。
日本摄影家具本裕背着相机,踩着河岸的泥巴往前走。他那天挑了个清早,天刚蒙蒙亮,雾气还没散开,远远就瞧见一个妇人站在河边汲水。
那妇人三十来岁,穿件短赤古里,胸脯露在外面,头顶上稳稳地顶着个双耳陶罐。具本裕赶紧架好相机,咔嚓一声,把这画面拍了下来,后来取名叫《汲水妇》。

那妇人叫朴氏,家住谷山郡的小村子里。她男人是个佃农,种点稻子养家糊口。每天早上,她都得去河边挑水,用的就是那个黑釉的双耳陶罐。
那罐子模样挺特别,肚子圆鼓鼓的,跟她赤古里露出的胸脯一个弧度,看着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人。

具本裕拍完照片,凑过去跟她搭话,问她这衣服咋回事。
朴氏抹了把汗,笑笑说:“祖上传下来的,干活方便。”
她也不知道,这身打扮跟高丽时候的《弥陀三尊来迎图》里的造型有啥联系,可那陶罐和赤古里的搭配,确实透着股古朴的味儿。

具本裕把这张照片带回了日本,洗出来一看,黑白画面里朴氏站得笔直,水面映着她头顶的罐子,赤古里的线条跟陶罐的曲线连成一片。
他觉得这张片子有点意思,就送去巴黎世博会试试运气。结果还真拿了个银奖,评审团夸这照片有“东方的美感”,说那妇人跟陶罐的搭配像是件活的艺术品。
可他们哪知道,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赤古里已经在朝鲜街头快找不下了。
日本总督府的《服饰改正令》发了十多年,女人都穿上了长上衣,朴氏这样的打扮,成了村里最后几个坚持的老习惯。

那天河边的风吹得挺凉,朴氏挑完水,扛着扁担往回走,赤古里底下露出的一截腰被太阳晒得发红。
她回头看了眼具本裕,点点头就走了。具本裕站在原地收拾相机,心里琢磨着,这模样怕是再也见不着了。

果然,几年后他再回谷山郡,河边挑水的女人换了装,陶罐还在,可赤古里没了影儿。
那张《汲水妇》成了朝鲜传统服饰最后的模样,挂在巴黎的展厅里,成了外国人眼里的一抹绝响。
参考资料:[1]李晗.韩服——中韩文化交流的纽带[J].经济,2015,0(12X):123-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