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胡立教的任期是最短的，只有1年零8个月。

但实际上，在担任央行代理行长之前，胡立教就已经是一位资历甚老的红军战士了。

1928年，年仅14岁的胡立教参加红军，成为了一名“红小鬼”，从此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之后，他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还跟随毛主席历尽千辛万苦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参军后的胡立教一直从事的都是对空侦察工作，但在长征途中，为了应对当前局势的需要，他毅然改行在红军总部二局做通讯情报工作，任副局长。

抗战期间，胡立教被安排在新四军军部通讯科工作，他当时领导的情报部门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胡立教部队”。

1954年，大区撤销后，胡立教再次彻底改行，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委员，这一干就是四年。

1961年10月，胡立教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

胡立教走马上任后不久，就面临着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改善国家当前的财政状况。

在历时近3年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其国家的计划管理、财政管理和信贷管理权力的下放，导致其基本建设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在此期间，为了更好、更大力度地支持生产，银行信贷基本原则和有效管理的规章制度，也都被当做“绊脚石”被悉数废除，从而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信贷失控。

如果此时不加大力度进行管理、调控的话，那么国家财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困难。

胡立教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后，对此事极为关注，并对此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皆取得一定成效。

1964年10月底，胡立教正式转正升任党组书记、代理行长，成为央行历史上第三任行长。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胡立教连续几年的努力，在1964年后，国家财政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各项经济指标也都得以恢复，有的甚至还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最好水平。

可由于长期的积弊，当时国内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难倒才思敏捷的胡立教，他经过仔细研究后，向中央建议大力抓生产。

最后，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形势终于逐渐趋于好转。

不过，胡立教并没有在央行代行长的岗位上待得太久，1966年，胡立教受到冲击，被免去了央行代行长的职务，一直到1973年9月才出来工作。

然而，尽管他在这个岗位上待的时间并不长，但也曾做过一些与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不符”，甚至是可以说是“相悖”的大胆举动，当然，那也是他一生中颇为自豪的3件事。

一是大量购买黄金，进行资金周转。他在金价低的时候大量购入，价高时再卖出，每周转一次，便增值一次，获得了不小的收益。

二是用外汇在香港投资房地产，结果又为国家大赚一笔；

三是积极支持购船事业。当时，交通部组建了我国远洋运输船队，胡立教对此表示极为赞同，并予以大力支持，一下子就购买了上千万吨船，而且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收回了买船的成本。

事实证明，胡立教的这些举措都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的“大胆”，才稳定了当时国家财政的状况。

1973年9月，胡立教复出后，被安排到河南工作，先后担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胡立教在河南工作长达近8年的时间，1978年被任命为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81年后前往上海，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胡立教在上海工作期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而上海则是当时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因此受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格外关注。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在上海度过了7个春节，而胡立教每一次都陪他考察。

2006年7月3日，胡立教在上海病逝，享年92岁。

纵观胡立教的一生，都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而努力，他坚持求真务实、敢于讲真话、勇于承担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鞠躬尽瘁。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然而可惜的是，他的儿子并没有继承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反而走到了违反犯罪的道路上去，最后被判处了死刑。

胡立教的亲生儿子早年不幸夭折，于是便将其妻姐的次子过继过来，由胡立教夫妇领养，即‘胡晓阳’。

然而，由于胡立教整日忙于工作，忽视了对儿子的教育，加之妻子又过分宠爱孩子，导致胡晓阳从小就很叛逆，最后走到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上。

1986年2月19日，胡晓阳因犯强奸、流氓罪，被判处死刑，次月执行枪决。

当年同时被执行枪决的，还有原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五的公子陈小蒙，以及一位高干子弟葛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