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美国演员詹姆斯·肯恩在洛杉矶去世，享年82岁。让观众对他印象最深的，要数《教父》中柯里昂家族中的桑尼，也就是初代教父的大儿子，二代教父的大哥。印象中他在《教父1》中还是一副年轻的模样，再仔细想想，1972年上映的第一部《教父》距今已经五十年了。
这个系列电影，一直被称为黑帮史诗，男人必看的成长教科书，里面既有欲望，也有爱情；有背叛，也有忠诚；有低谷，也有复仇。更难得的是，一般三部曲都会出现质量下滑的情况，但《教父》可以说各有千秋，甚至更加精彩。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隔五十年再去评论电影的细节，已经失去太多意义，其实这部影片，除了展现上个世纪几代人的成长经历之外，本身还有着一种为某一个时代落幕唱响挽歌的韵味。而这个在20世纪逐渐衰落，到了21世纪已经确定无法重振荣光的故事，就是“家族时代”的衰落。
一直觉得，意大利跟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全世界只要中国人能去到的地方，就一定有中餐馆，而有意大利人的地方，也一定有披萨店，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对餐馆的热爱，简直是深入骨髓。
在国家的特点上，意大利人吃苦耐劳，却又斤斤计较，没什么大的商业眼光，却能把很多手工艺做到很好，城市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但骗子小偷非常多。特别是自驾从法国进入意大利的时候，就像是突然被从油画里拽出来，塞进中小学课本的插画中。这些如果对照着来看，意大利和中国，可能还真的是一东一西的兄弟。
而这两个国家，还有个出名的特产，在西方叫做黑手党，在东方叫做帮派。其实这并不能就此说，这两个地方的人崇尚暴力，但的确反映出一种社会的特性。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的更长远一些，意大利可能成了古罗马，而中国也就回到了当年那个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古中国。
西边的故事，可能还是要从古希腊开始说起。希腊城邦一直是一种传奇的存在，很难想象在几千年前，存在着一种“民主制”的城市，公民在广场上畅所欲言、参政议政，哲人畅想着人类的种种可能，并框定了两千多年来的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的范围和核心内涵。
但如果深入进去，就会发现，那种繁荣景象的背后，还有着另一些东西隐藏了起来。亚里士多德就曾把人分为三种：公民、非公民、奴隶。其中公民就是自己不用做任何劳动，有奴隶供养，可以去研究哲学或谈论政治自由人；非公民就是必须要自己劳动才能养活自己的人，他们不能去参与政治；奴隶就是为公民劳动的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所共识的基本权利。
古希腊，呈现给后世的是一个公共的社会，即自由的公民充分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但它也隐藏起来了一个私人的社会，那里，奴隶和女人被当作财产，在一个个家庭中负责完成一些生活所必需的劳作，以支持公民有足够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的自由，在消极层面，就是对抗生存的必须，即人为了生存都需要获取一些资料，当不再为了基本生存发愁的时候，就实现了自由的第一步；而在积极层面，古希腊的自由就是当一个公民不再需要劳动之后，积极投身到公共事务当中去，在公民的人群中找到自我存在价值的那种自由。
可以说，古希腊的公共领域里公民有多自由，在私人领域里奴隶以及家人就要多辛苦。显而易见的是，在生产力并不是很发达的时代里，一部分人的自由，一定建立在更大一部分人的辛勤劳作基础之上。
就这样，自由的城邦不但孕育了公共领域的那种民主政治，同时这种民主也是踩着在私人领域，也就是在每个公民家庭里的专制制度或家长制才能站稳脚跟。可以说，在公共领域内，没有权威，只有公民，在家庭中，公民却成了一家的权威。
随着古希腊的式微，古罗马取而代之。虽然古罗马帝国非常尊重希腊的文化，但并没有照搬照抄，特别是他们发现古希腊的那种政治体制的割裂，即公域和私域、民主和专制是非常严重的，同时也不适合形成更大的帝国不断发展，而只能保持一些小的城邦。
所以，事情发生了反转，古罗马渐渐的将古希腊人认为的私人领域搬了出来，也就是仿造家庭的一些特性，将老人设立为权威，建立了元老院，同时实施专制的统治。实际上，古罗马的帝制就是将古希腊家庭中的结构和动力搬到了整个国家，并加以修正。有趣的是，同样的事情，在东方也同样在进行着，自从儒家独大之后，家国天下、君臣父子，看似皇帝是奉天承运，其实不过是翻版的家族首领。
人类，殊途同归地在两个古文明中，确立了“家族时代”的到来。从大的封建帝制，到街巷邻里关系，都渗透着一种家族的特性——家长专制、信任血缘、首领分配、忠诚为重等等。由此回到黑手党和帮派的问题，它们呈现的不是暴力，而是规则，不是威胁，而是家族式的稳定，
这一点，在《教父》系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说是黑帮首领也好，“教父”也罢，实际上，就是一个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的核心圈，是血缘关系所构成的，向外扩散由忠诚和信任编织起来的一张关系网。
“教父”有绝对的威严，有生杀大权，但又要表现出一种权威，在家族内部处理好关系和分配，而在外部，要为家族争取利益和荣耀。如果族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族长就要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为家人争取公正，亦或是报仇。
这也就引出了整个《教父》系列的开端，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影史最佳的第一句台词“I believe in America”，一个受“教父”庇护的人，请求他为女儿主持公道。在“家族时代”，社会的运转，并不是靠什么明文规定，真正的法官和裁判，就是一个个的家族首领。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的时候，提出了“差序格局”，即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发生于亲属关系、地缘关系等社会关系中，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推及开，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且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格局，且它随自己所处时空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圈子。
东西方两个古老文明的遗产，正是被费孝通描述出来的“差序格局”所代表的家族式的特征，意大利也好，中国也罢，都是以家族血缘为中心的人情社会，这也就让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在很多层面都有着巨大的相似性。
但绵延了数千年的“家族时代”，随着工业时代到来，将人与土地、血缘的深度关系打碎之后，逐渐走向了终章。《教父》三部曲横跨了大西洋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把旧世界和新世界、家族与个体、手工与工业之间的更迭，通过一个黑帮家族呈现了出来。
打败家族的正是家族自身的限制，正如费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是一种中心化的向外扩散，内部能量强，越往外能量越弱。就如当年的罗马帝国，作为唯一的神圣的罗马，是帝国的都城，也是全部力量的集中，越往外控制力越弱。
这种结构适合一种固化的，缓慢的社会发展情况。一旦进入工业时代，生产对于全球化资源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固化的家族式的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工业的发展，在传统与发展之间，社会自然选择了发展的一面。
于是人们有意无意地，打破了原有的家族束缚。劳动分工、个体意识、城市化进程等等，都加剧了家族力量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增强。可以预见的是，这股浪潮必将席卷整个世界，以至于家族的力量，最终被社会的体制所代替，更加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配合上原子化的人，完美适应了工业化之后的社会生产需要。
《教父》三部曲，表面上是黑帮的兴衰，实际上则是为家族时代表演了一出落幕剧，这首挽歌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新旧大陆移民潮中开始，在20世纪初新大陆的开拓中渐渐展开，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了高潮，仿佛家族依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体制和工具，但最终，还是被现代化资本的力量打的粉碎。
老迈的第二代教父把权力交了出去，这次交接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一种必然的衰败感，家族的分崩离析，人心的绝望，都在无可挽回的社会潮流中翻涌，而后又被迅速吞没。
新形式的社会结构，以法律为基本规则、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特点已经确立，家族的血脉联系，逐渐被压制在感情生活层面，而在社会事务中，家族不再享有它的神圣和权威。人在脱离家族控制享受到部分自由的同时，也越来越孤独，失去了家族和家人的支持，独自在这个世界上飘荡。
《教父》系列还有个有趣的地方是，每一集都以一场盛大的宴会作为开场，却以一种落寞作为结尾。这仿佛家族时代从热闹到衰落，也好似一个人在啼哭中热闹的在人生登场，却又在孤独的暗暗落幕。
时代如此，人生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