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背书法家到省委第一书记，再到免职风云！" 本文带您走进舒同的传奇一生，犹如一部起伏的历史长卷。他，出身贫寒却志向高远，以笔为枪，书法与革命并行不悖，被誉为“马背书法家”。但是，1960年一场“五风”骤起，竟使这位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遭遇免职风波，令人扼腕叹息。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舒同如何在逆境中重生？而其女舒均，又如何在艺术领域独树一帜，成为国家一级编导？红军文化的灵魂1905年，江西省东乡县的一个普通农户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未来的革命家和书法家舒同。尽管家境贫寒，父母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节衣缩食，也要送舒同进入私塾读书。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在舒同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不屈与奋进的种子。

随着年纪的增长，舒同不仅要帮助家里干农活，还时常受到地主的欺凌。这些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社会的不公与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风潮开始席卷全国，民主与科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舒同虽然身处偏远乡村，但通过新思想的传播，他的心中也燃起了追求真理与进步的火焰。1921年，凭借优异的成绩，舒同考入了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免费学校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在校期间，他勤奋攻读，博览群书，不仅学业优异，还与同学们一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研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和行动，无疑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树立了榜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舒同在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东乡县支部书记、县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在他的领导下，东乡县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建立了农民协会、工会组织等革命组织。然而，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东乡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舒同与组织失去联系，不得不辗转各地寻找党组织。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舒同一度以鬻字为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革命的信念，坚持斗争，锻炼了自己的意志，也让自己的书法技艺在困境中得到了提升。终于，在历史的拐角处，舒同重新找到了党组织，并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他历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红十一师秘书长等职，在政治工作中表现出色。而他的书法才华也在红军中广为传颂，被誉为“马背书法家”。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他以笔为刀枪，用书法激励战友，传递革命精神。他的书法作品成为红军队伍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激励着无数战士奋勇杀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舒同的职务不断晋升。他参与了多次重大战役的指挥，并撰写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文章。在长征途中，他不仅身先士卒参与战斗，还为红军指战员们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他的书法艺术在红军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长征路上的一面精神旗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舒同凭借其出色的政治工作经验和文化才能被委以重任。他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为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参与组织指挥了多次反敌围攻和反“扫荡”斗争。他的工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抗战到新中国建设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熊熊燃烧数年，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一年，战争的态势悄然发生了变化，进入了相持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为了应对长期抗战的需求，党决定加强干部的理论素养，培养一批能够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骨干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年轻的舒同，以其卓越的能力和坚定的信仰，被选派到了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深造。

延安，这座革命圣地，彼时正汇聚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中央党校，作为党的理论学习和思想锤炼的熔炉，为舒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积极参与各种讨论和交流，理论水平迅速提升。他不仅将书本知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撰写了一系列有深度的文章，还利用自己的书法特长，为党校题写了校名和校训，那苍劲有力的笔触，仿佛是对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的生动诠释，既美化了校园环境，也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到了1942年，抗日战争的形势愈发严峻，党对政治工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舒同因在中央党校的优异表现和对政治工作的深刻理解，被调往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肩负起协调和组织全军政治工作的重任。在新的岗位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理论水平，狠抓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创建了一批批模范支部。他深知，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的放矢，因此，他依据时间、地点、任务、对象的不同，灵活开展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官兵的斗志。同时，他还亲自率领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关键的转折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批得力干部前往山东工作。舒同，以其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和丰富的革命经验，成为了不二之选。他被选派到山东分局担任委员兼秘书长，负责山东全区的政治工作。山东抗日根据地，地处敌后，环境复杂多变，日军和伪军频繁“扫荡”，根据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舒同到达山东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与罗荣桓等同志并肩作战，共同领导山东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在山东分局工作期间，他不仅协助罗荣桓同志领导整风学习，还亲自率工作团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注重建立军民血肉联系，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山东军民的抗战热情。在他的努力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逐渐好转，中共中央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期望更高。为了进一步加强山东地区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指挥，舒同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华东局常委。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发挥自己的政治工作优势，狠抓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他具体指导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组织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和根据地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准备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莱芜战役中，他成功策划了国民党第46军的起义，为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接下来的几年里，舒同继续担任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并随着华东野战军的组建，他担任了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不仅在政治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还积极参与指挥了鲁南、莱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在淮海战役中，他再次展现出卓越的策划能力，成功策划了国民党第96军军长吴化文的起义，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上海后，他协助陈毅同志领导接收工作，稳定社会秩序，为上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舒同的职务发生了重大变动。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等职。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重心从军事斗争转向了国家建设。华东地区，作为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舒同到任后，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努力推动华东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他不仅加强了华东地区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建设，还积极参与了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他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推动了华东地区的全面发展。此外，他还积极倡导和推动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提高，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革命家、书法大师的多彩人生1954年，正当国家步入新的建设阶段，舒同接到了新的使命，从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岗位上转身，踏上了山东这片充满革命记忆的土地，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及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这片革命老区，既承载着光辉的历史，也面临着经济恢复、社会稳定等多重挑战。舒同深知，要在这片热土上开创新局，必须深入群众，把握实情。于是，他迅速行动起来，足迹遍布基层，用心倾听百姓声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真谛。在他的领导下，山东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有力推动，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素质显著提升。

1960年，全国范围内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等不正之风，山东亦未能幸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的同时，因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不幸被卷入了“五风问题”的漩涡，最终遭到了撤职处理，被下放到章丘县担任中共章丘县委第一书记。这一变故，对舒同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沉沦，反而将这次经历视为一次深刻的锻炼和反省机会。在章丘，舒同仿佛又回到了革命初期，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用双脚丈量着这片土地，用真心感受着民间的疾苦。两年的时光，他几乎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田间地头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也见证了他对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期间，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生活简朴，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农业改革措施，为章丘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63年，舒同的职业生涯再次迎来转机，他被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在陕西，他继续发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针对陕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他既重视农业发展，也不忘工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动着陕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陕西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舒同作为党内高层干部，自然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历史性的动荡之中。他成为了批判的对象，遭受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长期被监禁、批斗。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舒同虽身处逆境，但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老红军的本色。他在狱中写下“新年贺词”，义正辞严地抨击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不惧淫威的大无畏精神。

终于，随着“文革”的逐渐平息，1972年，舒同迎来了复出的曙光。1978年8月，他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在新的岗位上，舒同继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军委的军事科研方针，为军事科研的繁荣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他主持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历史资料，成为了军事科研领域的一座丰碑。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就，舒同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如同他的人生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创立的“舒体”，以其特有的风格独步当代书坛，备受海内外推崇。他的书法作品，不仅展现了深厚的艺术功底，更蕴含了他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感悟。晚年的舒同，虽然身体渐衰，但对书法的热爱却从未减退。他继续挥毫泼墨，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为我国的书法艺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982年，舒同卸任了其他所有职务，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咨询，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出谋划策。同时，他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书法作品更加成熟稳健，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1988年7月，舒同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是对他长期以来为革命事业和书法艺术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晚年的他，虽然身体已不如从前，但精神依然矍铄。他继续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1998年5月27日，舒同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的离去，是中国书法界和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但他的书法精神和革命品质，却如同不灭的灯塔，永远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他的女儿舒均均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一级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