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盐铁专营”只是达到了“平诸物贾”与“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那么蜀锦的国营化无疑是诸葛亮打得最漂亮的一场贸易战（注1）。通过这场贸易战，魏国与吴国大量的物资被蜀汉轻松赚走，有力地支撑了诸葛亮的北伐行动。可以说诸葛亮五次北伐，其实大部分都相当于是魏吴甚至是西方罗马人给的军费。

诸葛亮是这样想的，要保证蜀汉“直百五铢”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就必须找到一个特色高端制造产业。蜀汉虽然有发达的盐铁专营，但魏国有河东盐池与华北铁矿，吴国也有海盐铜铁之利，蜀汉在这方面优势不大。可蜀锦生产就不一样了，蜀地自古为“蚕丛之国”（注2），以高超的纺织技艺闻名天下，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着上衣下裳，服饰上有起伏纹饰，应是丝绸织品表达，可见蜀人在三千多年前便已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丝织方面的技艺。两汉时期，成都的织锦技术更有了突破性进步，西汉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架织机模型，为一钩多综式提花机，东汉曾家包汉墓石刻上则雕刻有脚踏织锦（织布）机，据纺织专家研究，这些织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比欧洲同类型的织机早了数百年。另外，东汉时期的蜀锦染色技术也有新的进步，工匠们在青、黄、朱、黑、白等“五方正色”的基础上，有发明了紫、绿等间色，其印染技术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注3）。

图：成都博物馆藏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模型

由此可见，蜀地自古丝织发达，家家户户都有桑梓园，就连诸葛亮自己家里都种了八百棵桑树（注4）。而案《释名》：“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帛与金也。”古代圣贤们在造字的时候就告诉你了，锦就是金，造锦就是造金，这跟印钞票没啥区别啊（注5）！所以，诸葛亮最终决定设立锦官（注6），将整个益州的织锦业彻底的国营化规模化，给国家一个重要的贸易支柱，也给百姓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最终让成都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高级丝绸品生产基地与集散中心。

据资料显示，蜀汉时期，成都在鼎盛时期聚集的织工多达7.6万人，直到蜀汉灭亡时，库存的锦、绮、采、绢竟各多达20万匹。正如魏晋时著名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记述：“闤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织工们用流经成都的江水濯锦，色彩明亮鲜艳，使江水经常呈现五光十色，艳丽似锦，所以成都现在都有一个区叫做锦江区。据说，成都锦江水濯出的锦，比其他地方洗濯过的锦，花纹艳丽百倍（注7）。这是因为锦江水源自岷江，而岷江水源自高山融雪，当水流到成都地面后，水温仍低于外地河水，濯锦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对织锦冷处理的过程。所以，才收到了奇效（注8）。

中原的织锦技术本来就不如益州，再加上诸葛亮这么一搞，让大量蜀锦涌入魏吴市场，导致魏吴的零散手工织锦业一败涂地。再加上从东汉末年开始，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气候日渐寒冷，不再适宜桑树和蚕虫的生长，山东、河南等的蚕桑业遂受到严重影响，而蜀地气候温暖如旧，蚕虫一年可化茧成蛾产卵再成蚕循环共五次（比从前黄河流域还要多一次）；陈留郡的襄邑（今河南睢县）本来是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丝织品生产中心，但东汉以后便衰弱无闻，直到宋代才重新崛起，便是一个明证。民国朱启钤先生《丝绣笔记》说：“魏晋以来，蜀锦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织成，遂使锦缕专为蜀有。”当代丝绸考古学家武敏先生也认为：“成都地区是我国织锦最早产地之一，魏晋以后，织锦已专为蜀有”。沈从文先生也说：“公元2世纪以后，黄淮以北各地区，由于长期战争，生产破坏极大，丝绸的生产已失去汉代的独占性，长江上游的四川蜀锦，因之后来居上，著名全国。又由于提花技术的改进，彩锦种类日益增多。”

也就是说，从魏晋到隋唐期间，所谓的中国丝绸，其实百分之九十就是成都产的蜀锦。这在新疆和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地区的考古也得到了证实，比如1995年，中日考古学者在对新疆尼雅遗址 1号墓地发掘发现了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织锦，经研究就是三国时的蜀锦。中科院黄文弼先生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上就说：“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绣彩，甚为丽都，虽黄发小儿，亦皆被服之。”《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上也说：“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大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看来西域商道与印度商道都被诸葛亮打通了，那些让罗马帝国神魂颠倒的中国丝绸，就是从这蜀汉锦官产出的美妙蜀锦哪！

而面对敌国来的蜀锦，曹魏统治者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一者离不开，二者又害怕会影响本国的经济。比如魏文帝曹丕就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现在蜀锦的质量越来越差，连鲜卑人都不喜欢，以此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再购买蜀汉的锦绣织品（注9）。当然他这么做是徒劳的，你管天管地还管得着人家穿啥？

而诸葛亮就趁着汉魏间这七八年短暂和平期，让大批曹魏贵族患上了蜀锦依赖症，以致后来诸葛亮北伐虽导致汉魏间的国家贸易时时中断，但仍架不住曹魏商人冒险大量走私蜀锦，特别是在曹叡时代，自魏明帝以下各大豪门，都喜欢清谈作乐，歌舞饮宴，大修宫室，奢华装潢，而如果没有蜀锦，那些宫帷帐幔、那些曼妙舞姿全都会减色大半，更别说当五石散的药性发作，如果没有轻薄的蜀锦，权贵们那娇嫩的肌肤可要受苦了呢！

到了曹魏末期，事态更加严重，据史书记载，此时已出现了朝臣之服侔于帝王，玄黄之采得通于下的奢汰局面。而工商业者穿着各色织锦，市场出售华丽织物，更使得服饰礼仪等级制度难以维持（注10）。夏侯玄对此提出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的建议，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当时的当政者司马懿认为此建议虽好，但难以实行，终未采纳。

至于蜀汉与盟友吴国，二者间的贸易往来就更多了。据南朝宋人山谦之《丹阳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至是乃有之。”事实上，江南直到汉末还只能生产“越布”（即葛布和麻布），而不能纺织丝绸，锦绣的生产是在三国六朝时期始由蜀地传过去的。所以刘备关羽老是跟东吴闹掰，诸葛亮却一直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这不仅是为了联盟抗魏的战略需要，同时更是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蜀汉在三国之中，商业性本就是最浓厚的，其国都成都也一向是个商业重地，号称“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地理志》），“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左思《三都赋·蜀都赋》），从此沿江而下，多少商船都可以迅速到达东吴的经济重地，这“一带一江”，生意可不要太好做！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哪怕吕蒙夺走了荆州，哪怕孙权竟然称帝，诸葛亮都不想跟东吴闹掰——你称帝好啊，称帝了就得广修宫室，增建府地，宫中、官府乃至贵家女眷的各类服饰也都得跟着升级（注11），这是一笔大生意啊，怎么能阻止呢？不仅不能阻止，还得大力支持，遣使祝贺才行！

而与魏吴相比，蜀汉却恰好相反。诸葛亮执政期间，奉行廉洁节俭之风，甚至提出“市买不宜用锦”（《诸葛亮集》），反对在蜀汉市场上大量通行蜀锦这种奢侈品，而尽量将其输出到国外市场以换取大量财富，用以支撑北伐。

注1：所谓锦，就是由不同颜色丝线织成花纹的提花丝织品。《太平御览·布帛部》引《诸葛亮集》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古代的市场经济水平，许倬云在《汉代农业》里算过，汉代农民的收入大约有28%-36%来自农业以外，即从市场经济获得。

注2：扬雄《蜀王本纪》：“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鱼凫。”所谓蚕丛氏，应是三星堆之前的夏代蜀地新石器文化。“蜀”字在甲骨文中呈“虫、蛇之形”，《说文解字》谓蜀为“葵中蚕也”，《释文》和《玉篇》则说“蜀，桑中虫也”。

注3：参阅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8页，第85-87页。

注4：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所载诸葛亮写给后主的表文：“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於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西晋左思《蜀都赋》亦云蜀地“桑梓接连”。

注5：《西京杂记》云：“霍光妻遗淳于越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一匹为四丈），匹直万钱。”而西汉时一万钱就是黄金一斤，这还是本地价格，若远销海外则还要贵上数十倍。

注6：据史学家繆钺先生考证，成都设置“锦官”不始于汉代，而是从诸葛亮时代开始的，其位置就在成今都城南夷里桥南岸道西，又称“锦里”，“锦城”。

注7：见《华阳国志·蜀志》：“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谯周的《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蜀都赋》李善注：“成都织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胜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

注8：参阅程遂营：《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4-35页。

注9：见曹丕《与群臣论蜀锦书》:“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

注10：见《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也。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

注11：据《后汉书·舆服志》：“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