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之问         ——当“鼓励建房”撞上“悬空的家”

事件回溯：政策鼓励下的建房与悬而未决的产权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村名均为化名）

2007年，江苏省靖江市城南街道（化名）的废弃石灰塘，外村来的某女士（化名）在村组委的许可下，缴纳16万元“土地整理费”后开始建房。据某女士回忆，当年靖江市政府为盘活城乡闲置土地，曾出台政策鼓励利用边角地、废弃地建房，不少非本村居民通过类似方式安家落户。

“村委开会讨论后告诉我，这块地是集体闲置的石灰塘，交钱就能用。”某女士提供的收据显示费用，村组委也明确提示是集体土地性质程序。在建房过程中，一名自称街道规划部门工作人员的汤某多次上门，以“规划许可费”名义收取3万元现金，但未提供任何票据。“他穿着制服，说不交钱就不能继续施工，我们根本不敢多问。”

2008年房屋建成后，某女士一家入住并将户籍迁入。然而，随着2015年靖江市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她发现同期建房的12户非本村居民凭借“补发的地籍调查表”陆续取得产权证，而自己的申请却屡屡被拒。相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非本村集体成员”“缺乏历史审批文件”。

矛盾升级：政策“翻旧账”与行政闭环

“同地不同权”的产权落差

2005年至2008年间，城南街道默许非本村居民缴纳费用后使用闲置土地建房。然而，2020年靖江市实施《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登记实施方案》，明确“非集体成员占用宅基地不予确权”。政策“翻旧账”导致某女士陷入困局：“如果当年不合法，为什么能建房？为什么邻居能办证？”

一份村民提供的2014年会议纪要显示，当地曾召开专题会，承认“部分历史建房手续不全但符合当时政策”，允许补办登记。但如今相关部门以“新政实施后旧案例不再参照”为由拒绝某女士的申请。

3万元“消失的票据”与责任真空

规划部门否认收取过3万元费用，而经办人汤某已于2012年离世。当年规划部门聘用大量编外人员，收费不入账是常态，主要用于补充部门经费。

户籍与产权的“死结”

因无产权证，某女士丈夫的户口无法迁入，而派出所要求“先有房屋产权证再落户”，不动产中心又要求“户籍属于本集体才能办证”。但被某女士拒绝：“这是我唯一的家，凭什么不给我办理？”。

信访拉锯战：从“材料不全”到“程序终结”

初次信访：被定性为“私下交易”

2024年3月，城南街道首次回复称，否认并称“规划部门从未收费”。对此，原村会计李某（化名）出具书面证明：“16万元由村委统一收取。”

复查僵局：政策与事实的割裂

2024年9月，靖江市复查维持原结论，新增“非集体成员不得占用宅基地”的法律依据。某女士质问：“同样的村委证明，为什么邻居能用，到我这就无效？”

复核无果：部门推诿与程序空转

2025年1月，泰州市信访局召集多部门协调，但自然资源局以“无历史档案”为由拒绝办证。最新进展显示，相关部门仅表示“研究政策可行性”，无具体时间表。

多维透视：一纸证书为何“卡”住十八年？

法律视角：政策溯及力应有边界

根据《立法法》，‘法不溯及既往’是基本原则。若当年政策允许非本村居民建房，即便手续不全，也应尊重历史事实，而非用新规否定旧案。

行政反思：基层治理的历史责任

村委当年未办理土地转用审批，直接收费‘以租代征’，涉嫌程序违规；规划部门收费不开票，暴露基层执法乱象。这些历史责任不应由群众承担。

制度建议：建立“分类补救”通道

可参照浙江‘公告确权’模式，对权属清晰的房屋，通过组、村、镇三级公示确认权属。同时，公安机关应依据‘实际居住’事实，先行解决落户问题。

记记者观察：一纸证书背后的人性与制度温度

在某女士家中，一沓泛黄的材料——2007年的村委收据、2014年的邻居产权证复印件、2024年的信访回复——串联起一个家庭十八年的挣扎。这些纸张不仅记录着个体命运的起伏，更折射出政策衔接的裂痕与基层治理的积弊。

在靖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厅，墙上“依法依规、便民利民”的标语格外醒目。对某女士而言，这句承诺的实现，或许只需一份带着历史温度的红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