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朱德“努力进行交通战，建设自己的交通，破坏敌人的交通。”
我军最早的通信器材厂的故事
1931年11月：中革军委下令成立无线电通信材料处，第一任主任就是颇具传奇色彩、被周总理亲切地称作“涂木匠”的涂作潮。刚成立的材料处只有六七个人，只有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起子。1932年4-5月：距离江西瑞金大约7里的一个村子里，无线电通信材料处改为中革军委通信材料厂，我军最早的通信器材厂诞生，涂作潮改任厂长。增加一个通信班的战士外，还增加了不少技术工人和学生。主要设备有普通4尺皮带车床一台、台钳两三部、摇钻一台、2.5马力发动机一部等。材料厂当时除了修理收发报机外，兼做电源插头、蓄电池、活塞涨圈、齿轮等，并能做落地就响的手榴弹，还改装成功一台手摇发电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通信材料厂毁掉器材。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的故事：
1937年：党中央到达延安后，国民政府颁布了禁令：对干电池、通信元器件等都不准运进边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通信材料供应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1938年4月：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封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责成军委三局恢复通信材料厂，制造无线电发报机。中央军委三局以机务室为基础开始筹建。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开始命名延安电器材料修造厂，后改为延安通信材料厂）在距离延安10多公里的盐店子村正式成立，由刚从苏联列宁学院和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习回来的段子俊（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厂长，副厂长为申铭鸿。之后陆亘一、程明升、孙俊人、晋川先后任厂长。工厂设置在一处院子里，共有十多个窑洞和四五间小平房。背倚墩儿山，隐蔽性比较好。濒临西川河，可以解决加工工业制品的冷却问题和日常生活用水问题。紧挨公路，直通到枣园、杨家岭、王家坪，非常方便检修器材的运输。由于材料厂的保密性质，院子周围的老百姓都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居住。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曾在中国无线电业公司任过见习工程师、刚刚到达延安的罗沛霖（1913年～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电子学与信息学家。），被任命为工厂唯一的工程师，主要负责技术和生产。材料厂初建时，全厂只有二十余人，包括经长征到延安的红军战士和干部十多名，从上海、重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三局工人训练班调入的技术工人十多名。只有制造和装配两个车间：
制造车间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各一台，均系1936年参加革命的工程师徐诚志个人捐赠的；装配车间有1架虎钳和一些零星工具。材料来源方面：注意发动群众，就地取材，收集了一些铜壶、铜盆、铜钟和炮弹片、打下来的飞机铝皮、缴获的胶木板等，堆满了材料厂的角角落落。三局通信联络处副处长、担任第三任邮电部部长的王子纲在《军委三局主要任务》中回忆道：“那时前方打下一架敌机，飞机的铝皮就成了我们制造通信器材最宝贵的材料；搞到一点胶木板，就用来做绝缘材料；机器的面板、刻度盘都是用木板制作的。虽然各种原材料很缺乏，但大家群策群力，生产中精益求精，做出来的机器一样能够保证通信需要。”
随后，厂里利用周恩来从外面运来的一卡车通信材料，正式开始制造电台。
1938年9月：钱文极到中央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工作，担任业务指导员。
1938年：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通信材料厂先后装配了大量的小型电台、电池、手摇发电机、电话单机与总机，元器件自给率到年底达到40%，同时还完成了驻延安的中央和军委总部所有通信设备的技术维修任务。
1939年6月：罗沛霖被调往重庆。在延安15个月的时间里，罗沛霖带领通信材料厂设计装配制造了60台7.5瓦移动电台和1台50瓦发射机，为前方抗日部队提供了一批急需的电台设备。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说：“有了罗工程师，我们就不再是‘土八路’了。”
1939年6月：材料厂已经可以自制一些可变电容等器件，具备了批量生产和流水作业的条件。钱文极自制机器底板图、面板图等，每批机器都按统一的图纸生产，统一的排列，统一的走线，每人按工序进行分工操作，完成装配的机器再由钱文极一人进行调试和检验，这样出厂的机器每一批次都是一样的，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
木头机器的故事：
当时所用的材料、元器件除了从国民党统治区买来的部分外，主要靠自力更生。钱文极主张就地取材，生长在山脊上的杜梨木质地坚砸为材料厂重要的制作材料，用途十分广泛，可以用来制作机箱，还有机器上可以用木头代替的东西，如面板、底板、机架、度盘、转扭、灯丝变阻器等都采用了杜梨木。对绝缘性能要求高的器件，钱文极就和大家一起，把成型的木质器件放在石蜡中煮一下，增加材料的绝缘性，这样做也大大节约了成本。当时人们说，这样出厂的机器就好像是一架木头机器。1938年夏-1940年秋：先后调来一批具有大专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到材料厂。
延安通信材料厂之建厂两周年的故事：
1940年7月初：延安通信材料厂，组织建厂两周年庆祝活动。王诤提出发展方向：通信工作的物资保证者、制作修理经验的综合与介绍者、制造修理技术干部的熔炉。军委三局举办了一个通信器材展览会，展出了部分自制的生产设备、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及各种无线电元件和零部件，包括可变电容器、慢动刻度盘、电子管插座、灯丝变阻器、波段圈、插座、钮子开关以及发报电键等。朱德总司令和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参观了展览会。看到这么多自制的通信设备，他们指示一定要把这个了不起的成绩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1940年7月7日：王诤带着战友们自制的电台收发报机等设备，前往杨家岭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并演示。毛泽东和朱德为通信材料厂题词。
毛泽东主席：“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朱德总司令：“努力进行交通战，建设自己的交通，破坏敌人的交通。”
这两幅宝贵的题词，随即被刊发在军委三局创办的《通信战士》杂志第四期和第五期的合刊上，成为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的一份特殊纪念礼。党领导押运电子器件的故事：
延安通信材料厂建厂几年，党中央用巨额专款，专门在香港采购电子器件。党领导利用公务将这些器材押送回材料厂。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出台进一步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禁运送粮食、布匹、棉花和通信设备，甚至连1.5伏的小电池也不准运进边区。朱德总司令：多次利用公务的机会运送器材，因为总司令坐的车，沿途国民党军警不敢检查。周恩来：曾亲自带车队由西安到延安，他的警卫员龙飞虎每到关卡，就立刻到车门上大喊“这是周恩来先生的车！”国民党军队就让路放行了。运来的材料，有手摇发电机，各类电子管、漆包线等。材料厂可以组装25瓦的功率电台，生产50瓦、100瓦发报机。后来又装大型发射机，用807电子管，第一级高用814电子管，强放用806电子管，整机高达1.5米，先后装了两部。1943年6月：周恩来等从重庆返回延安时携带通信器材，临行前留影。
抗战期间：周恩来每次回延安前，都主动询问通信器材运输情况，利用自己行动之便，设法把器材带回延安。1940年：延安通信材料厂的元器件自给率达到70%。完成了延安中央军委总部所有通信装备和电器设备繁重的技术维修任务，甚至中央机关拆换电灯泡、为中央领导人修理手表等，该厂都承担了下来。
1940年后：小电台的需求量减少，生产也相应减少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材料厂开始组织生产一批大功率的发报机。钱文极主持设计了我军第一批100瓦主振强放式发报机，一共生产了十台100瓦的发报机。
1940年：为了加大新华通讯社的功率，延安通信材料厂开始制造500瓦发报机。钱文极积极协助厂长陆亘一参与了发报机的制造工作。这两套机器的零器件，除电子管、固定电容器、电流表外，其他都是自制的。1942年，这台500瓦发报机装配完成。
1941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试验室，调来两位无线电专家孙俊人(1915年～2001年,四机部副部长兼十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军事电子科技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电子学会的创办者，著名电子工程专家)、钱文极任正副主任，专门从事通信装备的研制和开发。经过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先后研制成功多级发射机和超外差式收信机，改装了广播发射机，试制了小型报话机，仿制了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使军委总部和西北地区的通信装备逐步有所改善。
1942年春天：王诤来到通信器材厂，举着一部小型手摇发电机对大家说：“要用三个月时间，让这样的机器从我们材料厂诞生！”。这部机器是华北前线部队刚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体积只有闹钟玻璃罩大小，机器精密，然而已经残缺不全。
要靠几台陈旧机床和破铜碎铁在三个月内仿制出来，困难可想而知。在王诤亲自领导下，工厂迅速掀起了一场“攻坚战”。经过日夜奋战、攻坚克难，终于奇迹般地试制成功了。此事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
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在参观通信材料厂后表示十分赞赏，并要走部分实物回去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无能。
1943年：
1944年：涂作潮受命再次抵达陕北，被分配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受任为三局通信材料厂厂长。
1944年：材料厂试制成功小型短波报话机。
1945年7月：材料厂试验室改制为军委三局试验室，在王诤局长的直接组织领导下，坚持通信装备的研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1946年：材料厂生产的通讯设备有15瓦至500瓦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携带式电台、固定式较大功率发射机以及4灯收讯机等。
1938年春到1946年底：延安材料厂共生产携带式野战电台和固定式大功率发射机及高等级四灯收信机等约400余部。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率20多万大军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战略性撤出延安，延安通信材料厂根据军委指示实行坚壁清野，将能够搬走的生产设备全部分散转移到晋绥、晋察冀、西北等解放区，不能搬迁的设备则就地掩埋。材料厂的领导和技术骨干也分散到各解放区，继续组建新的通信器材厂。
参考文献：永不消逝的电波 西电往事 西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