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篡魏：自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始，司马氏掌握魏的大权。公元 265 年，司马炎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后，吞并吴、蜀而有天下。

西陵之战：公元 272 年，吴国西陵守将步阐降晋，遭到吴军沉重打击。吴大将陆抗军攻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杀叛将步阐。

秃发树机能扰凉州：秃发树机能是 “河西鲜卑” 秃发部首领匹孤的四世孙，在祖父寿阗死后接替大首领位置。他率部反抗西晋王朝，先后大破晋的封疆大吏胡烈、苏愉、牵弘、杨欣，攻陷凉州，威震天下。晋武帝惊呼：“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 咸宁三年十二月，秃发树机能为晋将马隆所败，旋即为叛徒所杀。

晋灭吴之战：公元 279 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发兵水陆并进，直取建业（今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一举灭吴国，实现统一。此战，西晋准备周密充分，善择战机，兵分多路，水陆并进，发挥强大水军作用，临机果断，一举获胜。吴主昏庸，防务松弛，将士离心，缺乏统一对策，招致节节失败。晋灭吴后，东汉末年以来分裂数十年的中国复归统一。

太康之治：太康盛世是指晋武帝统一全国，经济繁荣，在西晋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西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 “太康盛世”。

八王之乱：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内讧，并引发了亡国和近 300 年的动乱。其最终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这场动乱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而后引发战争，祸及社会，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也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 “八王之乱”。

郝散起兵：元康四年（294 年）五月，郝散于上党郡縠远县故地率领部众叛乱，并进攻上党郡治所潞县，杀害郡中官员。至八月，郝散又率部众向朝廷归降，但在经过冯翊郡时被该郡都尉杀死。两年后，其弟郝度元又在三辅地区与当地胡族叛变。间接促成齐万年叛变。

齐万年起兵：齐万年，西晋时期氐族首领。元康六年（296 年），匈奴人郝度元联合羌胡二族起兵反晋。当时关中大饑，秦、雍二州的羌人纷起响应，推齐万年为帝，拥兵七万。他率兵围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威慑关中。晋朝廷派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征讨，受梁王司马肜节制。

王与马，共天下：东晋建立者司马睿在南渡建国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琅琊王氏出力甚多。东晋建立后，琅琊王氏的王导身居宰辅，其兄王敦坐镇长江中游，当时人称 “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琅琊王氏与朝廷势均力敌，也体现出门阀士族的强大。

王敦之乱：太兴四年（321 年），晋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赦免扬州诸郡的僮客，并征发他们当兵，用以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二人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后赵石勒，实为防御王敦。永昌元年（322 年）正月，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借口，在武昌起兵，沿江而下，攻打建康。三月，王敦抵进建康，攻陷石头城，刁协被杀，刘隗逃走后投降了石勒。王敦军进入建康，戴渊、周顗等大臣被杀。元帝只得任命王敦为丞相，王敦没有接受，带兵返回武昌。当年冬天，晋元帝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王导受遗诏辅政。

苏峻、祖约之乱：327 年苏峻联合祖约反叛东晋，掌握权柄后多地爆发起义，最终被陆续消灭。

晋安之乱：402 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结束闽浙赣长期割据局面。

刘裕北伐：404 年刘裕击败桓玄开始，最终收复山东、河南、关中、洛阳、长安等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李特感叹刘禅无能，他年轻时在州中任职，是个底层公务员。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氐人流民大军从关中一路往南 “流浪” 至益州。李特经过剑阁时，感慨刘禅有如此地形却束手就擒，实在是庸才。益州刺史赵廞与贾南风有姻亲关系，接到朝廷上调中央的诏书后，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于是自称益州牧，割据蜀地。李特三兄弟与赵廞一拍即合，共同对抗西晋朝廷派来的政府军。然而在混战中，李庠、赵廞、李特先后被杀。

李流成为流民统帅，李特之子李雄为副手。经过多次战斗，李流自愧不如李雄，将兵权交给了他。不久李流病故，临死前嘱咐儿子们服从李雄。李雄被部下拥戴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驻扎郫城。他不断与罗尚交战，多次击败罗尚后，拿下了成都。

李雄认识到不得蜀中土著的支持很危险，而李流生前就结交了范长生。范长生是成都一带天师道首领，家族世代掌握部曲，在蜀地很有影响力。李雄想尊范长生为主，以缓和流民与蜀中士族的矛盾，但范长生拒绝了。他利用自己天师道教主的身份帮助李雄，并劝李雄自立。

公元 304 年，李雄自称成都王，赦免境内罪犯，建年号建兴，废除晋朝法律，约法七章。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正式建立。李雄授予范长生高官厚禄，加授其为天地太师，封为西山侯，允许他的部下不参与军事征伐，租税全部归入他的家里。

公元 306 年，范长生从青城山来到成都，正式出山辅佐李雄。李雄亲自在城门迎接，并拜范长生为丞相，尊为范贤。在范长生的劝说下，李雄正式称帝，改元晏平，国号成。范长生向李雄提出 “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 的策略，李雄采纳了他的意见，成国开始了一段昌盛岁月。

王猛出身贫寒却学富五车，曾以贩卖畚箕为业。他胸怀经国济世大志，希望遇到有远见卓识的君主以施展自己的才智。东晋永和十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北伐，驻军灞上，关中父老争以酒肉迎劳。王猛身穿麻布短衣，径投桓温大营求见，在大庭广众之中，一面扪虱，一面纵谈天下大事，滔滔不绝，旁若无人。桓温见此情景，心中暗暗称奇，临行前赐给王猛华车良马，又授予高级官职都护，请他一起南下。但王猛心想在士族盘踞的东晋朝廷里，自己很难有所作为，且追随桓温则等于助其篡晋，势必玷污清名，于是他回到华山向老师请教，老师也表示反对南下，他便继续隐居读书。

苻坚是前秦时期杰出的政治家，雅量瑰姿，博学多才。当苻坚向尚书吕婆楼请教除去苻生之计时，吕婆楼力荐王猛。苻坚即派吕婆楼恳请王猛出山。苻坚与王猛一见面便如平生知交，谈及兴废大事，句句投机，苻坚觉得就像刘备当年遇到诸葛亮一般，如鱼得水。王猛也庆幸终于遇到了明主，于是留在苻坚身边，为他出谋划策。

王猛在始平县雷厉风行整治奸吏豪强，引起了有大功于苻坚的氐族权贵、特进樊世的不满，樊世当众大骂王猛，王猛反唇相讥。后来，苻坚杀了樊世，使群臣不敢反对王猛当政。王猛官至丞相、中书监、尚书令，成为苻坚主要的辅臣。

王猛改革触动氐族贵族利益，苻坚坚定支持王猛。王猛在政治上抑制氐、羌权贵，整肃吏治，强化中央政权。任始平令时，以明法峻刑，禁止豪强。任京兆尹时，严格执法，不出一月杀不法贵戚二十余人，使百官震惊。军事上，他统兵消灭前燕，统一北方。经济上，他劝奖农桑，兴修水利。文化上，他广兴学校，促进民族融合。他执政期间，前秦出现了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的小康景象。

王猛具有优秀军事能力，平定西北，征讨前凉。前秦成为诸国中最有生气的国家，因而有实力与群雄角逐，而且愈战愈强，10 年之间便统一了北方。在这个过程中，王猛经常统兵征讨，攻必克，战必胜，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和大将风范。

陶侃家道中落，但其母湛氏为中国四大贤母之一，在她的培养下，陶侃成为文武兼修之人。陶侃遇到了周访，周访推荐他担任主簿，两人从此成为朋友日后更成为了儿女亲家。

一天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陶侃家里不富裕，但陶母为了儿子前途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别人做假发，换得酒菜，好好招待了范逵一行人，甚至连他的仆从也受到未曾想到的招待。范逵将要告别时，陶侃又亲自相送百余里。临别时范逵问陶侃 “卿欲仕郡乎？” 陶侃表示欲之，困于无津耳。范逵在郡守面前夸赞了陶侃一番，到了洛阳又夸了陶侃一番。庐江太守张夔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县令，后又迁任主簿。

张夔之妻生病，大雪天寒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其他人犯难不愿前往之际，陶侃以 “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 亲自前往请医生。张夔举荐陶侃为孝廉，陶侃于是来到洛阳。

来到洛阳对陶侃无疑是个好机会，但也困难重重。江南人士来京师洛阳闯荡历来不容易，陶侃这种出身在北方士族眼里更不值得一提。但陶侃选择了位高权重的张华，起初张华对他并不太在意，也没怎么理睬他。但陶侃每次去都表现神色淡然自若，时间久了引起张华注意，张华在和陶侃交谈后，也被他的才能表示惊叹。陶侃得以担任郎中。

陶侃将目标锁定在伏波将军孙秀身上，孙秀因为陶侃出身寒族，只让他担任舍人，但好歹也算有了靠山。孙秀在南方士族之中有些许威望，陶侃也因为孙秀幕僚身份得以结交杨晫和顾荣，在了解陶侃的才能后，这两人可是相当看重他，而陶侃在圈内也有了一定的名声。

随着八王之乱如火如荼地开展，张华被司马伦杀害，孙秀也在郁郁寡欢中去世，没了两座靠山，陶侃很难继续在洛阳立足。这时洛阳城中的江南士族纷纷南归，陶侃也选择了离开。黄庆担任任吏部令史，推举陶侃为武冈县令。可惜这次的上司不是好相处之人，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不和，于是弃官回家。此时先前结识的杨晫又来帮助陶侃，在他的举荐下，陶侃担任郡里的小中正。此时的陶侃各方条件具已成熟，并且也算为自己闯出了一条路，但要说成功远远谈不上。

就在此时老天又一次眷顾了陶侃，陶侃遇上了他人生又一个贵人，一个让他人生轨迹发生质变的人物，那么这人是谁呢？

笔记体小说初具规模，但缺少艺术虚构。两晋时期，笔记体小说开始兴起，然而与后世成熟的小说相比，这一时期的笔记体小说在艺术虚构方面较为欠缺。作者们更多地是记录一些奇闻异事、人物言行等，缺乏对情节的精心构思和对人物形象的深入塑造。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继承与演化，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发展。两晋时期，文学在继承两汉文学的基础上不断演化。五言古诗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诗人们以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感悟。同时，抒情小赋也得到了发展，其篇幅短小精悍，情感细腻真挚，更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

文学自觉，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编辑，文学理论体系建立，新文学思潮出现。两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趋势愈发明显。人们从对人物的品评逐渐转向对文学作品的品评，对不同文体的辨析也更加深入。同时，开始进行总集编辑工作，文学理论体系逐步建立起来，新的文学思潮不断涌现。

文学创作个人化，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诗歌形式美受重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更加个人化，诗人们更多地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他们关注自身的内心世界，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同时，诗歌的形式美也受到重视，诗人们在韵律、对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

王羲之被后世誉为 “书圣”，顾恺之人物画线条优美，富有个性。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风格独特，笔法精湛，被后世誉为 “书圣”。他的书法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而且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顾恺之则是东晋时期杰出的画家，他擅长人物画，线条优美流畅，富有个性。他的作品注重人物神态的刻画，能够生动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蓬勃发展的石窟艺术、墓室壁画等。两晋时期，石窟艺术和墓室壁画蓬勃发展。石窟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兴起，各地纷纷开凿石窟，雕刻佛像和绘制壁画。这些石窟艺术作品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展现了当时的艺术水平和审美观念。墓室壁画也是这一时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南京出土的晋宋间 “竹林七贤” 砖刻画，保存完整，气韵生动，是珍贵的艺术遗产。

绘画和雕塑承前启后，书法碑志有突破性发展。两晋时期的绘画和雕塑在继承前代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绘画方面，涌现出了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画家，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推动了绘画艺术的进步。雕塑方面，随着佛教的盛行，石窟造像和寺院雕塑大量出现，艺术风格融合了中外艺术的特点。书法碑志在这一时期也有了突破性发展，字体更加多样化，笔法更加丰富，成为书法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

思想领域异常活跃，佛教传入后迅速发展，影响文学艺术各领域。两晋时期，思想领域异常活跃。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对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教义、故事和艺术形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影响了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发展。例如，佛教寺院的壁画和雕塑成为当时艺术的重要代表。

科技成就突出，如圆周率的计算等。两晋时期，科技成就突出。祖冲之准确估算圆周率，领先世界近千年。此外，这一时期在天文学、地图学、农学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西晋政治家裴秀是中国地图学的先驱，他著有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首次提出了 “制图六体”，成为了中国地图学的基础。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总结了农、林、牧、副、渔等方面的生产技术，对后世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体现民族大融合特色，带有分裂割据烙印，南北文化差异大。两晋时期，文化体现出民族大融合的特色。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同时，这一时期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文化也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南北文化差异较大，北方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大，风格较为豪放；南方文化则更加细腻、婉约。例如，南北朝民歌就体现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北方民歌如《敕勒歌》《木兰辞》等，风格雄浑豪放；南方民歌如《采桑度》等，则更加柔美细腻。

背景：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出镇建邺，利用琅琊王氏家族声望立足江南，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集团。

八王之乱结束后，东海王司马越胜出，一时之间权倾朝野。随着权力的不断加大，他与晋怀帝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加深，双方争斗不止，都在积极争取其他势力，以稳固自己的地位。永嘉元年七月，司马越为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派出了大量亲信出镇战略要地，其中，琅琊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出镇建邺期间，司马睿利用琅琊王氏家族的声望，大量拉拢江东士族，成功地在江东地区打开了局面，为他积累一定的政治资本。随着南北局势的不断变换，司马睿的独立性越来越强，野心也越来越大，开始积极营造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团体，对江南地区其他势力的发展则予以打压。

过程：王敦为司马睿立下汗马功劳，琅琊王氏势力在司马睿阵营中不断扩大，“王与马，共天下” 格局基本出现。

永嘉三年，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受到了司马睿的重用。与此同时，司马睿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拉拢大量江东士族代表为官，得到了江东士族的认可。司马睿通过与江东士族的合作，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一个以司马睿为中心的集团正在慢慢成型。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逝，其辛辛苦苦建立的军事体系崩塌，司马睿失去了掣肘，获得独立的状态。同年六月，洛阳被刘聪攻破，晋怀帝被俘。当时的司空荀藩为挽救濒临灭亡的西晋，以琅琊王司马睿为盟主，此时身处江南地区的司马睿开始受到朝臣重视，将其视为挽救西晋统治的重要力量。司马睿掌握大权之后，抓住机会，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在扩张的过程中，却受到了当时江州刺史华轶阻挠，对于华轶的阻挠，司马睿先礼后兵，先是劝华轶投降，加入自己的阵营，但华轶却一心忠于朝廷，拒绝了司马睿。建兴元年，司马睿趁华轶内部出现分裂，外部又无支援势力存在时，抓住时机，以左将军王敦为将，率军征讨华轶，华轶战败被杀，江州随即落入司马睿手中，取得了对江州的控制权，其势力范围由扬州扩展至江州，其权势地位大大加强。华轶之乱后，王敦居功至伟，得以进驻豫章，逐渐取得了对军事力量的掌控，而王导则迁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琅琊王氏家族中的王导居中辅政，王敦专事征讨，琅琊王氏在司马睿阵营中的势力越来越大，“王与马，共天下” 的格局已经基本开始出现。

确立：司马睿与王敦矛盾加深，王敦起兵获胜，司马睿含恨而死，琅琊王氏势力遍布朝野。

王敦自加入司马睿阵营之后，为司马睿独掌大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随着王敦军事权力的不断扩大，司马睿随即对王敦产生了戒备之心，于是采取措施加以制约，导致二者的矛盾冲突不断加深，而这也为以后政治格局的变化埋下了伏笔。王敦自进驻豫章后，再次平定了流民起义杜弢之乱，平定杜弢之乱之后，王敦权力再次大增，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掌握六个州的军事指挥权，他与身处中央的王导互为声援，使自己家族的权势和地位不断增高。到司马睿登基称帝后，琅琊王氏的势力已经遍布朝野，掌握着地方和中央的军政大权。司马睿起初由于声望不足，需要借助琅琊王氏等士族的力量，为自己赢得一定的政治资本，但是由于御下失法，使得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势力逐渐坐大。甚至当司马睿登基之时，当着百官的面，命 “王导升御床共坐”，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琅琊王氏的权力有多大，以至于社会上都流传 “王与马，共天下” 之语。这种局面，对于热衷于皇权独揽的司马睿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他决定采取措施，企图扭转皇权与士族之间不平衡的局面，以保证皇权的独尊地位。司马睿与琅琊王氏的矛盾冲突就此展开。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司马睿在朝中开始启用新人，刻意打压、削弱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势力，架空并疏远王导。与此同时，司马睿又进一步借助宗室的力量，控制湘州，加强对王敦的监控。太兴四年五月，司马睿经过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已经对王敦形成了包围态势，而王敦也不是坐以待毙之人，随即起来反抗，二者的矛盾已经势如水火。永昌元年（322），王敦以 “清君侧” 为名，在武昌起兵，进攻建康。王敦起兵后，身为梁州刺史的甘卓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极大可能将王敦之乱镇压下去，却犹豫不决，态度不明，使得王敦轻而易举攻入建康。王敦进入建康后，司马睿本人含恨而死，而梁州刺史甘卓也被王敦的亲信所杀害。这场争斗以江州刺史王敦的胜利而告终。

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实行九品中正制，形成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局面。

晋朝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世族的形成源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220 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但二品官几乎都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拔选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维护门阀统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份。

行政架构方面，朝廷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逐渐分立，走向三省六部制。

行政架构方面，朝廷的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也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晋承袭曹魏，中书监职权甚重，名实方面俱称为宰相。由于地处枢近，虽然官位在尚书令之下，但权力在其之上。同时门下也自中书分到部分权力，共同掌管决策，尚书则掌管行政。尚书的内部架构发展较为充分，在西晋即有省、曹、郎曹三级机构，“八座” 之官。中书及门下直到东晋方扩张机构，中书省分局曹以协理奏章，门下至晋哀帝时建立门下省。后来皇帝为了提防权力渐盛的中书省，以门下省参与政治以牵制之。

法律制度方面，制定《晋律》，张斐、杜预作注本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律令方面，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267 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全中国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着）及《律本》（杜着）。经晋武帝批准后，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 “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