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杰出的伟大女性，宋庆龄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是品德高洁，风度端庄。
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周总理亲邀其北上共商国计，并让她担任国家副主席一职，足见宋庆龄的影响力。
然而在1966年的时候，宋庆龄家却遭到了红卫兵的包围和冲击。尽管毛主席和周总理下达了保护的指示，挡住了屋外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外面的嘈杂声。
更甚者，还有一些懵懂的红小兵，不断写信送给宋庆龄。
而每每看到那些红小兵稚嫩的来信，宋庆龄最大的感受不是愤怒，而是忧愁。
她苦笑着摇摇头，长叹一声:“唉，孩子们不懂事呀，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声“孩子们”，道出了宋庆龄对中国青少年的忧虑，一声“他们”也确有所指。
自1938年起，宋庆龄便开始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与国际威望，把她的一腔母爱，尽情地洒向了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直到病危时，她留下了对青少年最后的挂念。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租借了上海南苏州路175号颐中烟草公司一个狭小的办公室，作为总会的办公地点。
在宋庆龄的倡导与关怀下，总会在上海工人居住区建立了三个儿童福利站。
三个儿童福利站刚成立的时候，宋庆龄对陈维博说：
“现在上海的儿童们生活实在痛苦，不但过着饥饿的生活，而且精神生活穷困，得不到读书机会，生活枯燥，愚昧无知。我们应该解救他们，要从扫盲入手进行启蒙，这是一项拓荒工作。”
为此，在福利院设立了图书阅览室，供儿童阅读，另外还安排工作人员给他们讲故事，开展小先生活动，成立识字班，教孩子们识字、唱歌、跳舞。
另外，对于孩子的健康，宋庆龄也有考虑。为此还设立了保健站，除了给儿童治病外，还向孩子们宣传保健知识，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而宋庆龄正是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威望，机智巧妙地动员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使儿童工作得到国内外的赞助和支援，发展很快，3个儿童福利站也有了约40名工作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她继续致力于帮助儿童的事业，后创建了中福会幼儿园，并邀请刚获得美国教育学硕士的陈善明女士任园长。
此外，总会还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儿童时代》杂志。之后又组织儿童剧团，不断丰富孩子们的生活。
正是在宋庆龄的努力下，这些原来都是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处处遭人白眼的苦孩子，如今以小主人的身份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纵情歌舞，享受到解放的欢乐和幸福中。
故而对于中国的青少年，宋庆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此刻，看到这些懵懂的红小兵，宋庆龄是无奈又悲痛的。
红小兵用那稚嫩的信中，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
“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故而苦笑着说出了那句话，除去对孩子的忧虑，那就是对“他们”的一种不满。而“他们”其实指的四人帮。
而事实上，对于四人帮，宋庆龄鲜少和他们有过交集，要说有，宋庆龄倒是和江青有过几次会面，但在最初的两次见面上，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都是极好的。
宋庆龄第一次和江青见面，是在开国大典结束后，宋庆龄返回上海，毛主席让江青代表他去火车站送送宋庆龄。
江青当时衣着朴素，为人和善，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在宋庆龄心里，江青留下了善解人意的好印象。
为此，宋庆龄后来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对江青表示夸赞，说她“有礼貌，讨人喜欢”。
宋庆龄第二次见到江青，则是在50年代。那次，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
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宋庆龄后来回忆说：江青优雅的举止、谦和的态度、得体的服饰，再次给自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而之前所有好的印象，却在第三次见面时，被彻底打碎了。
第三次再见面，则是在60年代了，当时毛主席在得知宋庆龄遭受困扰后，亲自派江青登门拜访，向宋庆龄解释。此时的江青已经是“中央文革首长”了。
这次见面，江青却给了宋庆龄一种可近不可亲的陌生感觉，已经正式登堂人室步人政治舞台的江青，不管是服饰还是神态，都使宋庆龄分明觉察到了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骄狂之气。
江青来访，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起“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夫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江青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
“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而自此后，是非之事接踵而至。
不久后，从上海还传来了使宋庆龄五内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上海红卫兵视为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坟墓，砸了个稀巴烂。
而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扬尸抛骨。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相关问题，由警卫秘书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
周总理得知后，拍案而起，他随即打电话责令上海民政局负责人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修缮好宋副委员长祖墓。
另外又亲自拟写了一份保护民主人士名单，其中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总理发话了，尽管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已经控制了上海民政局，但总理发话了，他们也慑于总理的威信，只得照做，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
之后又因调换警卫秘书的事情，闹了一场风波，所幸都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有惊无险的度过。
众所周知，宋庆龄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革命的生涯中，“自由民主”为价值核心的人类近现代文明，早已溶入她的血液之中。
让这样的人摈弃文明，回归野蛮，其内心的痛苦和煎熬可想而知。
宋庆龄面对这些困扰，内心十分忧虑、痛苦，但由于她生性沉稳、持重，极少谈及自己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也鲜少评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笼罩在祖国上空的阴霾被吹散，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个春天。
宋庆龄欢呼道: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
对于“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她是坚持批判的。
然而这并非是站在一个受害者角度上，因为回顾宋庆龄革命的一生，她所有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个人，她的目光也不会停留在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
她对“四人帮”的批判的目的，同样也是如此。就如她自己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
“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老同志的怀念，目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这其实也是宋庆龄一直以来的初心，即对祖国、对人民的崇高责任感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