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一个南斯拉夫展览会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不停地在展览会场里走来走去，像是在寻找什么。当中国驻波兰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出现在会场时，斯托塞尔目光一亮，迅速向他走去。雷阳被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吓住了，赶紧转身走开。但斯托塞尔紧追不舍，雷阳只好匆匆向主人道别，走下楼梯。斯托塞尔急忙飞奔而下。两人在楼梯下面匆匆交谈了几句，内容主要是，美国准备与中国进行“认真的会谈”。
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中美秘密外交的第一步。
当尼克松上台的时候，中美两国已经经历了20年的敌对和冷漠。当时中美两国唯一的联系渠道是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谈判。华沙谈判从1954年开始，到1968年已经举行了134次会议，取得的唯一成果是签订了一项关于互相遣返国民的协议。
早在作为洛克菲勒的竟选顾问时期，基辛格就指出改善对华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1969年2月尼克松出访欧洲。在巴黎，他与基辛格会见了法国民族英雄戴高乐总统。戴高乐向他们指出，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承认它来得好。这句话给两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由于长期的敌对和越南战争，中美关系的进展是极为缓慢而艰难的。尼克松上台之初，双方仍在宣传上互相攻击。改善对华关系仅仅只是一项意念，还没有形成有明确目标的战略行动。只是在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基辛格才意识到中苏之间的分裂可以成为美国改变全球政治结构的一个绝好机会。从这时开始，走向中国的步子加快了。
6月，基辛格在一个有关中苏冲突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苏联领导人越来越被中国问题所困扰了……它至少显示苏联在处理东西方问题上可能变得更灵活些……如果他们在其遏制中国的政策中企图使我们恪守中立，即使不是使我们积极合作的话，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有利。”
这样，利用中国以牵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构想正式形成了。从中国方面来说，面临着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改善中美关系，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已是当务之急。而同时也可以打破孤立，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这样，中美双方出于同样愿望，开始了一系列小心翼翼的试探。
7月21日，国务院宣布，放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美国人到中国大陆的旅游限制。
7月24日，中国方面释放了两名一周前因游艇倾覆而闯入中国领海的美国人。
7月下旬，尼克松开始了环球访问活动。8月1日，他抵达与中国有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在拉合尔，尼克松告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他个人认为，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请求叶海亚把他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两天以后，尼克松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又向齐奥塞斯库总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回到华盛顿以后，基辛格召见了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请求巴基斯坦在中美接触中起到中间人作用。这样，中美之间的巴基斯坦渠道就建立起来了。
8月，中苏在新疆与哈萨克的边境上再次爆发战斗。双方的相互指责不断升级，战争眼看一触即发。美国方面对中苏冲突表示出严重的关切。10月，巴基斯坦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访问美国并会晤基辛格。他说，叶海亚总统已向中国领导转达了尼克松关于改善关系的信息，中国人十分重视。接着，基辛格得到情报，中国方面打算恢复已中断近两年的华沙会谈。基辛格当即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让他设法与中国驻华沙的外交官员进行接触，表示愿意进行认真的会谈。
12月11日，斯托塞尔被邀请到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出这样的邀请，使美国方面极为震动。斯托塞尔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大使馆；中国方面说，他完全可以走正门。斯托塞尔真的去了，并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雷阳，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会谈。这是中国第一次对美方一系列主动姿态作出积极的反应。
1970年1月8日，双方再次会晤。这次是中国代表乘坐一辆悬挂中国国旗的小轿车招摇过市地到达美国大使馆。会晤之后，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华沙谈判将于1月20日恢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美国政府发言人第一次公开称呼新中国的正式名称，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
1月20日，斯托塞尔和雷阳正式举行了两年以来的首次华沙谈判，这是第135次会谈。从表面看来，与以前的134次会谈并无不同，双方都重申了以前的立场。但在会谈最后，斯托塞尔宣读了一篇声明，指出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接着他提出，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雷阳对这一惊人的消息没有作出正面回答，但他的发言中也出现了两句含蓄的话：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这样，在相隔万里的两国首都拟定的两篇发言，实际上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基辛格深受鼓舞。在2月20日举行的第136次会谈中，中国代表建议将会谈移至北京举行。同时，暗示中国欢迎一位高级官员的来访。但由于美军入侵柬埔寨，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会谈被推迟了，中美关系再度停滞不前。
尽管有各种阻碍，中美和解的步伐依旧是坚持不懈的。这一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主席亲自发出了信号。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毛主席登上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检阅盛大的游行队伍。他的身旁站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30年代他曾前往延安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写下了反映中国共产党斗争的著名报道《西行漫记》。这一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一个美国人获得这样的礼遇。毛主席是想借此表达，他亲自掌握着对美关系。但这一微妙的信号对于缺乏含蓄的西方人来说未免太过难以理解了。基辛格过了很久才明白其中的深意。
与毛主席含蓄的信号相比，尼克松显得要直率得多。几乎是在斯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同时，尼克松向《时代》杂志的记者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0月25日，尼克松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由于叶海亚不久后将访问中国，尼克松再次请求他传话说，美国愿意派一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
第二天，尼克松设宴招待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致祝酒词时，尼克松指出罗马尼亚和美国一样都希望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良好的关系。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正式名称。
这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这一系列的外交行动，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像“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至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以致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终于，这种复杂的行动开始显示出实质性的效果。
12月8日，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通知基辛格，有一封关于叶海亚中国之行的信要交给他。第二天下午，希拉利被请到基辛格的办公室。他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蓝格白纸的手写信件。这封信是由叶海亚派专人亲手交给他的，因为叶海亚不相信电报联络的可靠性。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把这个文件交给基辛格，因此由他慢慢念，基辛格记下来。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是多么不协调，一个宗教古国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向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代表，宣读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件。而在这个无线电通信的时代，他们竟回到上一个世纪的外交方式——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
基辛格压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这不是一个曲折深奥的信息，是周总理发给尼克松的一封正式个人信件，信中指出，他代表着毛主席说话。周总理宣告，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周总理很有风度地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总之，这是一个正式的邀请。基辛格立即走到椭圆形办公室，和尼克松商量。两人一致欣然接受邀请。基辛格草拟了一封回信，用打字机打在没有标记的信笺上，也没有签名，这样做是防止意外的泄密。这封信于12月16日交给了希拉利大使。
积极的信息接踵而来。12月8日，毛主席接见埃德加·斯诺，这位巨人风趣地说：“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高兴和他谈，不管作为总统还是作为旅游者都行。”这表明毛主席已经在考虑尼克松访华的问题。1971年1月11日，周总理通过罗马尼亚又传递了一封信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惊人的建议。他说，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这是第一次，中国方面提出邀请尼克松访华。美方迅速作了肯定的答复。
到了3月底，形势明朗化了，中美之间相互试探的漫长阶段已经结束。关键性的突破已迫在眉睫。就在这时，当代外交史上最戏剧化的一幕突然之间在中国人的导演下拉开了，这就是“乒乓外交”。
1971年4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4月4日，美国乒乓球队的选手，19岁的洛杉矶圣莫尼卡市立学院学生格伦·科恩，在匆忙中跳上了一辆载着20多名中国乒乓球选手的大轿车。出乎他意料的是，世界冠军庄则栋主动过来与他打招呼，两人进行了友好的谈话。科恩说，如果受到邀请，我愿意去中国。他赠送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T恤衫给庄则栋，庄则栋回赠了一块印有中国风景的手帕。
一个中国运动员和一个美国运动员的交往迅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关注，进行了详细地报道。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立即请示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草拟了一份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报告一直呈送到了毛主席的书桌上。
毛主席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想起尼克松上台以来一系列表示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行动。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关键的转折关头。美国乒乓球队想到中国来，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让这伙乒乓球员打头阵有什么不好？他们可以为尼克松或他的特使访问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毛主席迅速作了批示。
4月6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宋中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一下，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尼克松又惊又喜，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的邀请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实际上是向美国作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中国，他们是1949年以来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美国代表团。
4月14日下午两点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这是一种破格的礼遇，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周总理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随后作了讲话：“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这个讲话受到了热烈鼓掌。
在会见中，那个为此次访问起了重要作用的科恩向周总理提了一个问题：“总理先生，我想知道你对美国的嬉皮士有什么看法？”
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被这个冒昧的问题吓坏了，他拼命向科恩打手势。这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周总理身上。
周总理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一下科恩蓬松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一个嬉皮士啰。”他接着把目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这种思想变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没有想到，这位共产主义国家的总理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如此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他不由得深深地折服了。
周总理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信服地笑着点了点头。
第二天，周总理的这番话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的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总理总理，感谢周总理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正如基辛格事后评论的那样：“整个事件是周总理的代表作……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可以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领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一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接下来的日子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由于害怕前功尽弃，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极为烦躁不安。但决定性的时刻终于降临了。
4月27日下午3点45分，希拉利大使请求紧急会见基辛格，他带来了一封周总理的信：
“周总理总理感谢叶海亚总统于1971年1月5日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信息。周总理总理十分感谢叶海亚总统，如果叶海亚总统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转达给尼克松总统，他当不胜感谢：
“由于当时的形势，未能及早回答美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信。
“目前，我们正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联系的情况。但是，如果要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会谈讨论。当然，如果美国总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进行。至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细节，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叶海亚·汗总统的斡旋作出适当安排。1971年4月21日。”
事情终于清楚了，中国人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中美关系的真正实质上的突破就这样到来了。基辛格立即去找尼克松，两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谈论了这件事的重大意义。
那天晚上，基辛格回到家里，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越战以来国内混乱、分裂的局势。来自北京的信息表明，尽管有越南战争，美国依旧可以在世界舞台发挥重大的作用。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基辛格激动之余，倍感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尼克松与基辛格讨论了担任使节的合适人选。几个钟头以后，尼克松告诉基辛格：“我决定派你去。”
基辛格并未感觉意外。事实上，还能有谁比他更合适担任这个打开对华关系的先锋的角色呢?5月9日，这个信息被传达给了中国。6月2日，周总理回信说，他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基辛格说，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6月11日，双方将秘密访问定在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将乘一架巴基斯坦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北京。这次行动代号就叫“波罗行动”，是以第一个把中国介绍到西方去的马可·波罗命名的。
6月30日，白宫新闻处宣布，基辛格将出访南越、泰国、印度和巴其斯坦，最后到达巴黎，与美国参加巴黎谈判的代表进行磋商。
7月8日，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到达之后他立即声称肚子疼。随后叶海亚总统邀请他到位于纳蒂亚加利山脉中的总统别墅去休养。第二天，一队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赴纳蒂亚加利，然而这里面已经没有基辛格本人了。
7月9日凌晨4时，基辛格与他的随员们乘坐一辆军用车到达查克拉拉机场。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已经等候多时了。机上有以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章文晋为首的几名中国外交官，周总理派他们前来迎接基辛格。当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时，朝阳把天空映得通红，与银白的雪峰相映，显得格外壮丽。基辛格望着这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家，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神秘、新奇和激动的感觉。
12时15分，飞机降落在北京。基辛格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叶剑英元帅设宴款待了他。
下午4时半，周总理到达宾馆，基辛格在门口迎接了他。由于有过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的不愉快往事，基辛格特意主动伸出了手，周总理微笑着握了握。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在基辛格看来，周总理脸容削瘦，但神采奕奕，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
谈话一开始时，周总理就定下了这次会谈的基调。当基辛格在开场白里说道：“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周总理打断了他：“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它这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基辛格猛然意识到，他们来就是为了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这是双方的基本想法。
这样，会谈就在一种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气氛中展开。尽管时间仅有48小时，而谈判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中国将继续陷于孤立，并增加苏联进攻的危险；美国政府则会声誉扫地，从越南的撤退将很容易变成一场溃败。但双方仍谈笑风生，像两位教授之间的一场政治哲学对话。双方都表现得若无其事，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事只简略提了一下，便再也没有谈。周总理谈到了尼克松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世界将出现“五极”的演说，但由于出访，基辛格完全不知道这次演说。会谈后的第二天早上，周总理派人将这篇演说稿送来，上面注明：“仅此一份，阅后退还。”周总理这种不利用对手困境的恢宏气度使基辛格深为赞佩。
7月10日上午，基辛格参观了故宫。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把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定在1972年春。晚上，周总理指派黄华与基辛格一起起草联合声明。双方就声明中的某些措词产生争论，中国的草稿提出，尼克松访问的目的是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指出，他到北京来是为了更多更重要的问题，台湾不能作为唯一的议程。黄华指出，这个公告对中国群众会引起极大的震动。与潜在的敌人进行这样坦率的谈判是几乎没有过的。
第二天上午，在基辛格离开前的几个小时，双方终于就联合声明的措词达成协议。随后，周总理与基辛格商量决定今后的联络通过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直接进行。
基辛格向周总理告了别，并与中国工作人员共进了一顿愉快的午餐。叶剑英元帅最后将他送上飞机。基辛格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了巴基斯坦，唯一的变化就是行李中多了许多毛主席选集和访问的照相集。
当天下午6时，基辛格再度登机飞往巴黎。在机上，基辛格迫不及待地将事先约好的访问成功的代号用电报发给尼克松，代号是“尤莱卡”。尼克松收到这个信号异常激动，一反原先约定，要求基辛格立即回电报告。基辛格发了电报，尼克松回电再三表示感谢，并对他们的保密工作大加赞扬。
7月15日，太平洋时间下午2点45分，西部白宫发布通告，说5小时之后总统要对全国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20分钟后，美联社就为此专门发了号外。
5点45分，尼克松和基辛格乘直升飞机飞往洛杉矶。7点45分，尼克松进入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面对着全国的摄影机和麦克风，发表了一篇7分钟的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3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7亿5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总理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总理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日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总理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公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一念完他的惊人公告，在场的评论员和记者们全都目瞪口呆，直愣愣地看着电视镜头。这一刻，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也是如此。
此后几天，贺电如潮水一般从国内国外涌来。新闻界几乎是一片赞扬之声。也有一些反对的评论，但这一抓住全世界心灵的大事件把它们都淹没了。支持尼克松政策的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踊跃。内阁要员们倾刻之间都说有重要公务要求访问北京。参众两院的议员的建议像洪水般地提了出来，要到中国去，要求基辛格利用新的联系去同周总理商定时间。甚至还有一位夜总会的歌星，也通过他的代理人申请要到中国各地的夜总会去巡回演出。当这位代理人被告知中国没有夜总会时，此人不相信这是真的，写信来指责这只是为白宫的盛气凌人打掩护的借口。
在国外，世界各国纷纷表示欢迎。苏联发表了冷淡的评论，宣称北京与华盛顿的接近不会对苏联造成压力。但基辛格心中自然清楚是怎么回事。
基辛格原先在政府中虽然握有实权，但很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因而在公众中并未享有多大名气。但这一次秘密访问一下子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名人了。
10月16日，基辛格开始了第二次访华。这次访问是公开的，目的是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
到达北京以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来访的全体人员。在国宴上，周总理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祝酒词，把基辛格称赞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先导”，热烈欢迎他再次访华。基辛格深为感动。
这次访问的气氛是热情而友好的。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两幅基辛格与周总理的合影。一位美国官员和一位中国领导人合影，这是20多年来的第一次。
10月22日晚，基辛格应邀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京剧样板戏。当基辛格在叶剑英元帅、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等人陪同下步入礼堂时，那里已经坐着好几百中国的中级干部，这是第一次扩大范围同中国高级领导以外的人见面。叶剑英元帅和其他领导人带头大声鼓掌，观众们随之热烈鼓掌。这表明，这些美国客人是特别受欢迎的人。
总统访问的细节很快就决定了。日期定在2月21日。一些技术性问题也很快解决了。通讯专家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按这项方案，周总理可以以最快速度与华盛顿通电话，至于他能否接通上海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所有可能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而在中国，像尼克松这样的保守的共和党人无疑会被列为捣乱分子。如果要问共产党的同情者有多少，无疑会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8亿。
基辛格和周总理用了25个小时一起研究世界形势，还花了15个小时起草一份声明。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基辛格和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公报初稿。这份初稿是按老一套的格调起草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10月22日晚基辛格把这份初稿交给周总理。
10月24日上午，原定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将与基辛格一道起草公报，但出乎意料的是总理本人来了。他与往常的样子大不相同，他尖锐地指出，美方的初稿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不是真实的反映”。伪装的观点一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晚上，在基辛格他们饱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总理提出了他的公报初稿，这份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协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而留下一些空白让美方阐述他们的立场。乍一看初稿，基辛格大吃一惊。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双方的分歧是从无先例的。但仔细一想，基辛格发现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有许多好处。阐明分歧可以使双方的盟友放心。如果能形成某些共同立场则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可靠的信念。此外，它可以避免双方把模棱两可的词句作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基辛格深深地为中国人的外交才能折服了。在他以后的谈判中，他也多次采取了从中国人手中学到的这种办法。
谈判很快便成了一场体力上的竞赛。双方都删掉了一些过份尖刻的措词。但同事先预料的一样，台湾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基辛格提出美国的立场如下：“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
周总理马上笑了，他说：“博士立了大功。”
10月26日上午8时，差不多经过24小时的讨论，双方终于就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公报。
基辛格预定于上午9时离开。周总理把他送到宾馆门口，第一次用英语对他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就在基辛格与周总理谈判的同时，10月25日晚，从纽约传来了震动世界的消息。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优势通过了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这是中国，也是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重大胜利。表决之后，一些友好的非洲国家的代表在会场里激动地跳起了舞。中国回归联合国是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而中美关系的突破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飞跃的契机。
1972年2月21日，举世瞩目的尼克松访华正式开始了。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座机到达北京，周总理在机场迎接了他。在这一历史性的会面时，尼克松首先伸出了手。周总理说：“这是跨过世界最辽阔的大洋的一次握手。”
在宾馆下榻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迅速被邀请去会见毛主席主席。
毛主席在一间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的书房里接见他们。基辛格后来回忆道：“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散发出粗犷而凝聚的意志力……他主宰着整个房间的场面。”毛主席尽管当时说话已经有困难，但他的思维仍像闪电一样敏捷，他双手握着尼克松的手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
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轻松自如地驾驭着谈话的进程，他没有发言稿，也不受话题的约束，只是很随意地引导着对方作一番富于哲理的漫谈，而在这些看似随意的谈话中寓含了重大意义。
谈话也是轻松而风趣的，当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班上学生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时，毛主席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主席回答：“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几周之后，当基辛格重新琢磨这场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主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公报的每一个段落，在毛主席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回头看来，同毛主席的谈话就像“瓦格纳歌剧的一幕序曲”。
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国宴招待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兴致很高，看来他急于为这样场合说上几句话，他说：“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这样的场合都要多。……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5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没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接下来的几天，基辛格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具体起草了公报，尽管有一些分歧和僵持，但由于基辛格和周总理先前已确定了公报的一般原则，分歧很快就解决掉了。
2月26日，尼克松和基辛格飞往杭州。27日，他们到达上海。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联合发表公报，就两国关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宜布中美两国谋求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月27日，在访华的最后一次宴会上，尼克松向周总理总理祝酒，并说：“今天晚上，我们两国人民把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手中了。”
28日早上，尼克松和基辛格离开上海返回华盛顿，受到了凯旋英雄式的欢迎。舆论对这次访问大加赞赏。在国外，则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在台北，蒋介石政府保持着一种闷闷不乐的沉默。报纸上对上海公报大加抨击，并说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人对华盛顿作为一个盟国所作的保证已经丧失信任了。
在莫斯科，政府的评论是辛酸而克制的。新闻界则恶毒攻击中国，并批评尼克松的访问从根本上说是反苏行为。
在东京，反华的佐藤政府垮了台。7个月后，继任首相田中角荣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在西贡，对尼克松的访问作了好评，说是敌人也该进行缓和关系。
在河内，是一片沉寂。
在曼谷，泰国政府开始试图接近中国，他们打算派一个乒乓球队到中国去。在西欧，则是一片赞扬之声。
全世界都强烈感觉到，这次访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外交局面。3月1日基辛格会见记者时对这次访问下了结论，说它不仅打开了在当时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的一种历史进程，而且使每个人都有了“选择未来”的权利。正如尼克松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