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1949年10月2日，当时的前苏联政府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前苏联驻华大使馆也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外国驻华大使馆。
1950年12月，中国宣布组建外国使馆警卫部队。现在，担负驻华使馆警卫任务的是武警使馆区外事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当年给外事警卫部队提出的要求是，既是士兵又是外交官。
外国驻华使馆主要分布在北京的3个使馆区，即建国门使馆区、三里屯使馆区和第三使馆区（亮马河一带）。
提起使馆区，很多北京人都知道，前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是俄国驻华使馆很特殊，因为它始终远离繁华的使馆区，独自矗立在东直门北中街上，见证着中俄外交历经的坎坷和在深厚历史背景下的不断发展。
1991年12月底，中俄双方签署《会谈纪要》，解决了俄罗斯对前苏联的“继承”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中俄外交的起起伏伏，两国的大使馆也经历了风风雨雨，默默见证着两国关系的变迁。
俄罗斯驻华使馆坐落在北京东直门北中街，占地16公顷，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使馆。俄使馆远离使馆区，是北京二环内唯一的大使馆。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它显得非常“特殊”。
说起俄罗斯使馆的来历，还要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据社科院俄罗斯问题专家闻一先生考证，17世纪中后期，到北京做买卖的俄国商队逐渐增多。
清政府对他们非常慷慨，包吃包住，还管回程路费和护送。渐渐地，北京形成了两个俄国人聚居地:一是商人和宗教团体集中的“北关”，在东直门一座东正教教堂附近;另一个是外交使团居留的“南关”，即现在的东交民巷。19世纪60年代，“南关”正式成为俄国驻中国使馆。蒋介石时期，前苏联大使馆曾随国民党政府从北京迁到南京，再迁到广州，经历了不少动荡。
1949年10月2日，前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由于前苏联率先在华设立大使馆，东欧许多国家相继同新中国建交。这对挫败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企图起了决定性作用。
195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外国使馆迁出东交民巷，考虑到“北关”的传统，中方把那里划给前苏联做使馆用地。那时的“北关”教堂经历了近 300 年的风雨变迁，已残破不堪。在教堂原址上，前苏联建起了新使馆。
当时，外国在中国建使馆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花钱建造，二是由中国帮助建造。前苏联使馆属于自费建造，从设计方案到内部装潢都由前苏联人自己完成。1956年，前苏联使馆建成，其穹隆圆顶、欧式吊灯和墙角的工艺花瓶，都带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使馆大院内绿树成荫，小剧场、住宅楼、俄罗斯学校等建筑掩映在树丛中，远远看去，仿佛深不可测。
同年，中国驻前苏联使馆也开始建造。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告诉记者，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对使馆建成什么样、馆内建筑的保密性等没太多经验，加上中国对前苏联非常信任，所以使馆基本上都由苏联人建造，只有几名中方人员参与了设计。早期，中国使馆内有前苏联司机、花匠，还有一位前苏联秘书和采购员。
前苏联方面则不同，他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从国内派来。据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同志讲，从1962年服务局成立起到现在，他们还从没向俄使馆派遣过中方工作人员。至今，俄罗斯使馆仍没有中方雇员。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非常友好，双方使馆经常举办活动，从正式宴请、酒会到非正式的网球比赛、郊游等，气氛十分融洽。在北京东直门北中街居住的居民，那时常常可以看到中方车辆经过这条小街去使馆参加活动。
当时，前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非常繁忙。中苏双方除外交上往来密切外，前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大量专家。据有关统计，1952年来华的前苏联专家不到300人，到1956年，在华专家已达3000人。中国驻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加在一起也有300来人。
中苏关系破裂后，尤其是“文大”开始后，使馆在动荡的政治风云中受到很大影响。前苏联驻华使馆成了“红色士兵”冲击的对象，通向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改名为“反修路”。中国驻苏联使馆同样没能幸免。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位于莫斯科的中国使馆遭到攻击，很多玻璃窗被砸碎，大门口一片狼藉。
在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发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当时，中国驻苏使馆只剩下20多人；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塔斯社的几名记者。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会面，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继苏方向中国派出大使后，我国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抵达莫斯科，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级的局面。友好局面刚要打开，1974年初的间谍事件又令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我外交部向前苏联驻华大使宣布，因在华从事间谍活动，前苏联5名外交官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前苏联很快采取了报复行动，中国驻苏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被限期离境。
就在中苏关系异常敏感的时候，发生了下面这个爆炸案件：1976年4月29日，这天，在前苏联驻华使馆执勤的是武警领班员李登贵和武警战士祁国兴。祁国兴是固定哨位，站在前苏联驻华使馆正门，李登贵担任流动哨。
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劳动节了，北京街头已经悬挂上了大红灯笼，透出节日的气氛。中午12时许，李登贵沿着使馆长长的围墙巡视着，再过10分钟他就要下哨了。
快走到正门哨时，一名中年男子的行踪闯入李登贵的视线。他看见，中年男子左肩上搭着一件雨衣，右肩上背着一个黄色旅行包，正行色异常地朝使馆靠近。
李登贵立即提高了警惕。李登贵的警惕似乎促使中年男人的行动，他从使馆西侧的马路边径直向使馆正门走来。在离使馆只有二十几步远的时候，李登贵突然发现中年男人旅行包在冒烟。“站住！干什么的？！”李登贵大喊，他预感到什么。“我去使馆。”中年男人回答，并加快脚步。“站住！你包里装的什么？”李登贵拦住了他的去路。
“我包里是炸药，你躲开，要不就炸死你!”中年男子说着欲往前苏联驻华使馆门里冲。
李登贵一把抓住他往远处拖，男子挣扎，与李登贵扭打在一起。哨兵祁国兴见状，从哨位上下来，跑过去援助，但还没跑到跟前，就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一股气浪把他推出去很远，失去知觉。
正在附近营地午休的武警警卫连长衣丙奎听到巨响，连鞋也没有穿就往前苏联驻华使馆跑去。
衣丙奎跑到使馆门前，只见使馆门旁的传达室被掀翻，门前的柏油路面被炸开一个大坑，地上和使馆的墙上分布着血迹，树上挂着破碎的衣服片，使馆里的玻璃被震碎了许多。
哨兵祁国兴昏倒在柏油马路上，李登贵俯卧在使馆大门对面的马路旁，已经牺牲。李登贵不远处的中年男子被炸得四分五裂，已经无法辨认面目，半个脑袋后来从使馆内找到。
衣丙奎将情况向上级报告后，武警各级首长以及公安部、安全部、北京市公安局等有关领导、工作人员快速赶来，立即成立了侦破组。
北京军区医院的抢救组也赶来了。由于抢救及时，身上28处负伤的祁国兴奇迹般地得救了。李登贵不幸牺牲。
刑侦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检查，从一块很小的雨衣碎片上，发现了“夏大云”3个字，后来又在现场找到了一张邯郸至北京的火车票。初步断定，歹徒叫夏大云，从邯郸来京的。
于是，侦破组立即赶往河北邯郸，经过调查，确认歹徒就是夏大云。
夏大云是邯郸钢铁基地的工人，因家庭问题等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不满，企图制造国际事端。
侦破组把夏大云的照片拿给李登贵的战友们辨认，几个战士肯定地说，他们在使馆附近见过这个人。原来，夏大云到北京后，先在使馆周围转了几圈，了解使馆门前的情况，他的举动已经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哨兵们还回忆，夏大云制造爆炸事件的上午，还在使馆附近的饭店吃了一顿饭，然后又去理发馆理了发。
当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得知事件的真相后，大使和外交官从使馆走出来，对着李登贵烈士牺牲的地方鞠躬默哀，并对衣丙奎说:“感谢你们保卫了我们的安全，对于牺牲的战士，我们很敬佩。
1976年5月，李登贵被北京卫戍区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