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方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走出来，我是张桂芝，一个52岁的普通女人。我曾背负着父母、兄弟姐妹期待的家庭使命，也曾困在性别与责任的桎梏中。而今日提笔，只想记录那段复杂而深重的亲情纠葛，以此为自己多年的压抑画上句号——以及，真正释然。

小时候，我的家并不宽裕。父亲是村里的泥瓦匠，母亲操持家务，偶尔干点零活赚点花钱。家庭成员共有五人，我是老大，往下还有弟弟桂林和妹妹桂兰。

然而，在家庭中，弟弟桂林似乎天生带有一种神圣光环。父亲总说：“桂林以后是要传宗接代的，条件再艰难也不能让他吃亏。”

我还记得小学老师选我当“三好学生”那次，父亲竟硬拉着老师改选弟弟，说：“这么点荣誉对桂芝有什么用？传给桂林，更符合我们家以后的期望。”当时，我望着父亲抚摸着弟弟的头，心里百般滋味，却不能言表。

从小我就明白，作为女孩，我注定无法与弟弟争什么。我说服自己：“我是姐姐，要照顾弟弟妹妹。”

初中毕业，我辍学，去镇上的纺织厂打工。弟弟尽管学习不好，却被父亲逼着苦撑高中，后来干脆放弃学业，学泥瓦手艺继承了父亲的工作。而妹妹，成绩优秀，考上了师范学校，如今成了一名县城的老师。家里的资源，倾其所有供养弟妹，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那个牺牲者。

我嫁到省城，小日子虽不富裕，但比村子里的人要好一些。即使嫁远了，我依旧是家中随时可被召唤的“劳动力”。弟弟要结婚建房，父母掏空了积蓄还借外债；而我和丈夫节衣缩食，也贴补了一部分，却被认为理所当然。

两年前，母亲中风偏瘫，无法自理。我毅然将她接回家，暂时对她进行悉心照料。当时的日子充满了焦虑和辛苦，她的情绪也变得极其敏感而暴躁。“活着就是个累赘”，母亲不止一次这样说。她嫌饭菜不合胃口时，会摔盘子骂人；有时我略显迟缓，她甚至认为我在嫌弃她。

照顾母亲的同时，我和丈夫之间渐渐有了嫌隙。丈夫抱怨道：“护工虽然贵，但总比让你累垮了强吧！”可在算计清楚费用后，我只能狠心拒绝：“咱家负担不起。”

弟弟偶尔来探望，总会带些水果或者零食给母亲。母亲看到他，总会乐得合不拢嘴，还会说些让我心里发凉的话：“桂林啊，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妈妈这辈子欠你最多！”而我，日日端屎端尿的“女儿”，仿佛只是后台默默工作的保姆。

那年年底，母亲的身体明显每况愈下。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去，把床底下的红皮箱子拿来。”我疑惑地按照她的话去做，拿出箱子时，母亲从里面取出纸递给弟弟：“这是咱家的房子，以后就归你了。桂芝她有自己家，这老房子是我们的根，得交给你守着。”

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百感交集。这份破旧老屋，竟是母亲视为家族唯一资产的东西，而她毫不犹豫地将它交给弟弟，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两年来我的默默付出。

我没有争夺，也不再争辩。我放下钥匙，说：“房子是家里的根，交给桂林吧。从今天起，我就不管了。”说这话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然而，这背后有太多五味杂陈的情感，难以言说。

母亲过世后，弟弟打电话给我，说母亲临终前提到希望我多回去看看。我淡淡一笑回复：“母亲这辈子最疼的，是桂林你啊，她的晚年当然交给你。”

曾经的我，活在所谓“孝女”的角色里，被家庭淹没得忘记了自己是谁。母亲的遗嘱让我明白，有些付出并不会被感激，而曲意逢迎换不来价值认可。我不再为那些冷漠的眼神感到心痛，因为责任，是彼此的。

这几年，我比任何一年都轻松。我终于学会，爱自己，比追逐无谓认同更重要。走出家门，告别那些“女儿该牺牲”的枷锁，我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通过母亲遗嘱的“风波”，我终于明白：家庭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坐标，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为自己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