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袁绍明明有机会迎接汉献帝并“挟天子以令诸侯”，却没有把握住这次绝佳机会而让曹操可以抓住机会，曹操迎奉天子后，从此以天子名义发号施令，好不威风，事后让袁绍后悔不已。
先交代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汉天子汉献帝当时的情形
经过董卓迁都长安的动乱后，董卓被王允和吕布合谋诛杀后，汉献帝的处境得到短暂的改善。但不久后，因王允和吕布对董卓旧将的安排上出现了重大失误，董卓部将李榷郭汜等人在贾诩的谋划下反攻长安，王允身死，吕布从长安败逃。
为此，汉献帝刘协又再次落到李榷郭汜等人的手中，这一群如狼似虎的西凉悍将互相争夺，把汉献帝掌控在手中达四年之久。不久李傕、郭汜为争权互相攻伐，死者数万，加上饥荒，长安城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不久，汉献帝刘协在原李傕部将杨奉、牛辅部曲董承等的护卫下，摆脱了李、郭的控制，逃往弘农，进驻安邑，又辗转东行，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汉献帝一行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旧都洛阳。
虽然回到了洛阳，但昔日繁华的旧都早已是一片废墟（被董卓烧毁），衣食没有着落，汉献帝的君臣陷入到极度困窘之中，史书记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试想下如果在此时，若有人愿意将落魄的汉献帝接到一个衣食无忧的地方去，那么他立时就可以控制汉献帝和东汉朝廷，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袁绍是否有机会来迎接汉献帝？
前文讲到汉献帝面临的窘境，我们来说一下袁绍有没有机会来迎接汉献帝。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袁绍是最有实力也最有机会迎接汉献帝的，为何这么说呢？
汉献帝东归洛阳的时间是在公元196年，袁绍自董卓霸占京师后就反出洛阳去往冀州渤海，并在那里凭借着四世三公的家世和常年在洛阳积攒的名望开始招兵买马。
到了汉献帝回到洛阳的时候，袁绍已经是兵多将广占据冀、青、并三州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他有实力去迎接汉献帝。
不仅如此，在东汉末年饥荒频发的年代，别的军阀担心没有军粮，而袁绍的冀州却是仓廪充实，库存粮食可支持十年之需。
同时袁绍也是最有机会去迎接汉献帝的，为何这么说？
打开地图可以看出，袁绍冀州的邺城距洛阳不过七百里左右，而且是平川大路，来往便利，其间也并没有其他的强劲敌对武装势力阻隔，在汉献帝身边的只是杨奉、董承的一支护卫军而已。如果袁绍派一支精锐之师到洛阳接驾，来回一个月差不过也够了。事实上，逐鹿群雄中根据地距洛阳最近者，除了兖州的曹操就数冀州的袁绍了。
袁绍为何放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
前面讲到袁绍是最有实力和最有机会去迎接汉献帝的，但袁绍没有，迎接汉献帝的曹操，为什么袁绍不愿迎接汉献帝呢？我们来分析下。
针对是否迎接汉献帝，袁绍内部有过激烈的讨论，以谋士田丰和沮授为主的是提议袁绍立即动手把汉献帝接到冀州的邺城，沮授是这样说的“将军宜奉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服，谁能抗之御之！”，田丰不愧是袁绍手下极具战略眼光的谋士。而以郭图为主的一派则是极力反对田丰的主张，他认为汉室衰微，气数已尽，如今正可以凭借实力进行逐鹿中原，如果把皇帝迎接到这里，则要事事都要上奏，一句话皇帝是个累赘。
这是谋士们在激烈争论，不管谋士如何辩论，最后做决断的还是作为主公的袁绍，那么袁绍是咋想的呢？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1.袁绍对汉献帝没有好感。《三国志》记载当初废黜少帝刘辩改立汉献帝刘协，完全是国贼董卓的主意，袁绍对此曾表示强烈反对，袁绍对汉献帝无好感，故而不愿迎奉。更有甚者袁绍曾想着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刘虞本人强烈拒绝，袁绍才作罢。
2.袁绍有更大的野心称帝。袁绍当时是实力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汉帝如同傀儡，有称帝想法的大有人在，比如刘焉，本来想要到交州避祸的，听说益州有天子气，于是请求朝廷改派他去益州，不仅如此刘焉在益州站稳脚跟后，在成都造作皇帝专用的车辆上千，一心想当益州天子。
还有袁绍的弟弟袁术，这家伙得到玉玺后，仗着淮南兵多将广，在汉献帝东归洛阳的时候，这家伙就开始准备登基称帝。西面的益州，南面的扬州，都有人要当皇帝，袁绍的声望比他们高，实力比他们强，自高自大的意识比他们强烈，岂有不动心之理？袁绍好歹曾是名望日盛的世族领袖，有这个想法，只是没说出来而已。有了这一层意思，他还会去迎接汉献帝，把自己置于汉献帝之下吗？
3.袁绍短视的的政治眼光。袁绍内心里是赞同郭图的，而不同意田丰的看法。尽管沮授后来说迎奉天子不仅符合道义，而且是符合当前需要的重大决策。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取胜在于不失时机，成功在于敏捷神速，希望将军考虑。”对此袁绍似乎下定了决心，就是不同意去迎接汉献帝，不仅如此在汉献帝东归洛阳的期间，袁绍竟然亲提大军，朝着与洛阳反方向的东边，去打兖州东郡的臧洪去了。这一打便打了将近一年，结局果然如沮授所料，在此期间有人夺了机先，这个人，就是下面要讲的曹操。
曹操对迎接汉献帝是怎样的看法
曹操手下有个叫毛玠的谋士，早在公元192年就给曹操提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毛玠也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厉害谋士，他是这样说的“今袁绍、刘表，势力虽然强大，然而皆无深谋远虑。兵以行大义者胜，而开创基业还必须凭借财力。为能达到义、财两者并举，将军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如此则霸业可成。”
听到这样的战略设计，曹操内心里是非常赞同的，从此就把“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视为自己的指导方针，并一步一步去执行。
到了公元196年，也就是汉献帝在洛阳的那一年，不止袁绍内部就是否迎接汉献帝展开激烈的讨论，曹操内部的谋士也是争论不休，有反对的也有赞同的，比如荀彧程昱就主张去迎接汉献帝。
曹操并非是那个优柔寡断的袁本初，曹操有他自己的精准判断和对形势的预估，迎奉天子只会百利而无一害。
于是曹操亲自提兵到洛阳。到达洛阳后，曹操以洛阳残破粮食不足为由强制让汉献帝迁都许昌，至此曹操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目的。
结语：机会是稍纵即逝的，也是留给时刻有准备的人。袁绍本来可以迎接汉献帝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结果却由于各种原因放弃了这一可以掌握政治大局的机会，这一步走错的袁绍不仅让他自己今后一直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境地，而且还造就了竞争对手曹操的优势地位，从而改变了后来整个历史发展的格局。曹操就是这样有准备的人，当机会来了一把抓住，这也是袁绍和曹操的不同之处，曹操有长远的战略政治眼光能时刻抓住时机，而袁绍却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只顾着去扩张占领地盘，忽视了在政治上仍大有可为的汉献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