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合肥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一位癌症老人早已生命垂危，之所以他还在苦苦支撑，不是为了等某个人，而是一份结论，一份有关于他毕生清白的审查书。

弥留之际，守着他的家人都知道，之所以老人家努力睁着眼睛，就是在苦苦期盼，对于过往悲惨的迫害遭遇，他的心中有着太多的不甘。

10月4日，安徽省委组织部突然来人，此行就是为了带给老人中央审查结论的，那一天，早已病入枯槁的他却兴奋地坐了起来。

“经过中央三办对许建国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后得出结论，你曾参与‘黑调查’问题属实，‘叛徒’问题属实，中央决定将你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深秋的病房里，众人期待的眼神变得绝望，最重要的是，如此消息对于许建国来说就是最后的一道催命符。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随着这一声悲愤的呐喊，许建国含恨离世，留下的是家人无尽的悲痛，以及有关于他清白的一桩冤案。

1980年3月，就在他含恨离世不到3年后，党中央正式为他做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多部门联合举行追悼会，那一天，许建国的遗像好似如释重负。

悲剧总会有根源，许建国作为我国保卫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创建者、领导者，向来坚守原则的他为何会招致如此命运？

只能说，这一切都与他曾是“江青黑历史知情人”脱不开关系，其中内情如何，一同了解一下。

许建国，本名杜理卿，1903年出生在湖北黄陂，1925年入党，1930年参加红军，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工作。

1937年，许建国已经成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之一，还兼任中央组织部特科科长，负责中央保卫以及审干工作，要知道，想要做好这项工作，没有强大的责任心是绝不可能的。

年末，江青由上海抵达延安，经由徐明清的推荐，组织经过了解发现，她在上海就是一名地下党员，还有着一定的政治基础，对文艺界还十分熟悉，做秘密情报工作者很适合，随即将她安排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实则承担着甄别学院中日伪、国民党特务的重任。

至于当年江青的直接领导人正是许建国，而她也有着定期向许建国汇报工作的职责，没成想，江青却没有将本职工作放在心上，反而沉浸在各类文娱活动中。

对于如此爱出风头的江青，她的最初目的就是吸引毛主席的注意力，根本无心完成许建国给她布置的任务，这件事也的确出自婚后的江青之口。

对于向来对工作高度负责的许建国来说，江青的所作所为令他十分不满，这也导致一向温和待人的许建国严厉批评过江青。

要说性情耿直的许建国哪里是江青的对手，在耍心机方面，江青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两人甚至公然发生争执，至于江青为何敢如此顶撞上级，恰恰源于她已经与毛主席有了深度接触。

所以说，在江青还没有成为“第一夫人”之前，她就对许建国心怀不满，可就在党中央研讨是否同意毛主席的这桩婚事之际，许建国的坚守原则再度让江青怀恨在心。

虽说当年众位中央领导人艰难地做出同意的决定，可许建国还是做出提议，江青要向政治局常委做出保证，婚后不得干预政治，还要写出书面承诺。

可想而知，江青是一位有着极强政治野心的女子，许建国此举无疑会让她怀恨在心，殊不知，许建国恰恰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与江青并无任何恩怨。

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期间，许建国回到延安主持此项工作，江青再度希望他能够在过往问题上网开一面，可许建国依旧义正严辞拒绝了。

“就是因为你是毛主席夫人，我作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做事情才更要实事求是，这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我们两个都带头作家，其他干部还能认真负责吗？你在上海的过往问题上，我是没有资格做你见证人的！”

当天，没能达成目的的江青愤然离去，直到建国后几年时间里，两人都形同陌路，主要是江青一直对此事怀恨在心，可许建国始终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更没想到这一切都成了自己承受不公命运的根源。

1953年10月，公安部长罗瑞卿秘密交给许建国一份有关江青黑历史的举报信，毛主席知道此事后也指示找到可靠人员暗中调查，而许建国正是罗瑞卿选定的调查人。

事实上，这项任务本就极为棘手，可对于拥有高度责任心的许建国来说，即便他知道这件事就是烫手山芋还是接了下来！

可这件事最终还是让江青知道了，她开始诬陷许建国想要陷害她，这一次，两人的仇怨算是到了最严重的地步。

1954年11月，许建国晋升公安部副部长，对于先前接到的江青举报信问题，罗瑞卿无奈地表示暂时搁置、不再提及，而许建国也因此有了一种预感，这件事注定会在日后对自己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十年动荡来袭，越发黑白颠倒的政治氛围令人窒息，而许建国曾在罗瑞卿手中接到过匿名信的这件事也被“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翻出来大肆诬陷。

当时的他很清楚，以江青睚眦必报的性格，在这件事上，她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源于此，许建国无奈之下毁掉了一些珍贵的工作资料，之后便遭到了隔离审查，还被“许建国专案组”勒令老实交待罪行。

殊不知，当年参与案件审理的人员还有许建国的老部下，对于他过往的坚守原则与忠诚心知肚明，即便如此，这些人依旧昧着良心将许建国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妄图将他往死里整。

可想而知，这一切非待的背后都是江青的授意，要说江青不敢让许建国查明她的过往历史问题，偏偏要在许建国的过往经历上大做文章。

“许建国！你老实交待，1929年在武昌徐家棚被抓到长沙后，你是如何向国民党反动派自首变节叛党的？”

“我绝对没有任何自首变节的举动，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之后，我从监狱里被解救出来，当时没有办理任何出狱手续！”

事实上，许建国当年的确遭到了叛徒出卖并被捕入狱，可他在狱中还是联合其他革命同仁积极做着抗争，在被解救出来后，还一度经受过党组织的严苛审查并给出审查结论，对于这件往事，他是问心无愧的。

即便如此，审讯人员反复强调当年国民党在报纸上公开的“许建国朦请自首”这件事，无论许建国如何解释，专案组成员依旧认定他就是叛徒，甚至因为他拒不认罪而大打出手。

整整3个月的车轮战审查，许建国备受折磨却丝毫没有妥协，江青无可奈何之下，强行给他定罪并送往秦城监狱。

在狱中，他被关押在仅有6平方米的牢房，每天只能老老实实写材料、交待罪行，7年的牢狱之灾让他的身心都遭受着极大的摧残。

直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之后，许建国终于在他的毅然批示下得以保外就医，因为这件事，江青还找到邓小平大吵一架。

那年夏天，许建国和其他遭受迫害的老革命们离开北京，被安置到了安徽省六安地区医院。

要知道，这样的安排并不意味着平反，依旧是戴罪之身，昔日的革命成就、工作成果在堂而皇之的罪状面前统统变得不值一提，实属可笑。

从那时开始，许建国一边关心着国家发展动向，一边着手证明自己的清白，哪怕身患重病，他也从未停止过与命运做抗争。

事实上，保外就医时的许建国就已经出现整夜咳嗽不止、憋气胸闷的情况，那时的他已经患有肺癌，苦于医疗条件落后没能诊断出来而已。

来到六安地区医院休养之际，他还处于“流放管制”控制中，甚至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来历，还被污蔑成一位带有危险性的任务，即便如此，身边人更是愿意相信他才是被冤枉的大好人。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际，许建国一连兴奋了好几天，此时的他看到了自己会被平反的希望，最重要的是，他无比渴望能够再度为人民服务。

可就在此时，他的病情毫无意外地加重了，转送到合肥人民医院后才被明确诊断为肺癌晚期。

自知来日无多，许建国依旧积极配合着治疗，当时，身边其他受到不公待遇的干部常常自怨自艾，只要他体力尚可，就会游走于各个病房，鼓励大家笑对人生、积极治疗。

就在经受两轮化疗之后，稍稍恢复的他抓紧时间向党中央提起申诉。

无奈的是，即便十年动荡已然过去，“两个凡是”再度成为时代禁锢，也深深裹挟着许建国这般遭受不公待遇的人们。

源于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情景，生命的最后，这位为党和国家付出真心的好干部却没能得到善待，令人痛心疾首。

曾经，一位名叫陈昭亮的革命后辈在机缘巧合下和许建国住进了同一间病房，他也因此对那桩冤案有了真实的了解。

在陈昭亮的回忆中，当时的许建国瘦骨嶙峋、憔悴不堪，一位来自北京的小孙子陪伴着他，祖孙俩居住的招待所小平房环境简陋，大热天连一把扇风用的扇子都没有。

就是这样一位曾为党和国家尽忠职守的卓越革命者，后半生偏偏遭受着如此不公的命运纠缠，他坚持到了“四人帮”倒台，却还是没能在生命的最后拗过无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