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华中局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配合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

可就在此时，一位名叫李时雨的地下党员突然向上级领导诉苦，他诉苦的理由居然是自己“升职速度特别快，希望早日归队”。

那么，李时雨是如何打入敌人内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在敌营内担任哪些重要职务？ 网络上流传他与汪精卫这个汉奸头子交情深厚，甚至汪精卫至死都拿他当“兄弟”，这则说法有无确切依据呢？

1908年，李时雨生于黑龙江巴彦。他本名不叫做李时雨，因自幼喜欢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宋江，这才把本名李亭芳改作李时雨，意喻“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

从改名这一举动不难看出，少年时期的李时雨便有着嫉恶如仇，同情劳苦百姓的优良品质，这为他今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战线上屡立奇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1926年，正在读高二的李时雨有感于国家困顿，百姓民不聊生，当局政府的腐败黑暗，遂有心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一方面继续学习深造，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一年秋，他与一名同学张敬载离开故乡黑龙江一起来到天津，二人考入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学风淳朴，师生多为进步青年，这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先驱。在南开中学念书时期，李时雨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对革命心生向往。

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正在北京念大学的李时雨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成为共产党员后不久，李时雨作为北平学生南下示威代表，请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

在一场场示威活动中，李时雨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学到一些指挥斗争的本领。

渐渐地，李时雨受到上级领导器重，并担任北平学生示威活动总指挥。

1933年4月，李时雨与一同龄女子孙静云结为连理。1934年，大学毕业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入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经好友，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学孟举荐，李时雨成功打入东北军。1935年，他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

在西安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李时雨经常与少帅张学良一起交谈。张学良很欣赏如李时雨这种青年才俊，二人在交谈中，少帅被李时雨渊博的学识，谈吐不凡的气度所深深佩服，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正是从这时起，李时雨开始了长达十余载的秘密工作。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李时雨积极与组织取得联系，将西安事变的一些内幕传递给上级。

不过，此时的他却认为自己无法继续在东北军工作，经领导批准，只身一人离开西安前往北平，准备去找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部长于毅夫同志。

不料，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刚刚抵达天津，便爆发了七七事变，侵华日军攻占天津，断绝了他们去往北平的交通。

滞留天津的李时雨经老同学，时任东北救亡总会常委于炳然介绍，与天津中公地下党秘密负责人何松亭同志见面，得以继续留在天津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根据党组织安排，李时雨打入伪天津高等法院担任检察官。

伪高等法院当时正四处网罗人才，诸如李时雨这样专业对口，且年轻有为的俊杰正是他们吸纳的主要目标。

李时雨毫不费力地就打入了伪天津高等法院内部。可他对于自己身为共产党员却不能上阵杀敌，还要与汉奸们虚与委蛇的举动一直怀有抵触情绪。

但不久后一件大事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看法。

那是1939年春的一天，李时雨接到上级交代的两项任务：第一，李时雨想办法，将党组织获得的一批电台重要零件运出租界，送到转运站；第二，营救冯骥同志出狱。

这两项任务非常艰巨。第一项任务的难度不用多说，李时雨需要在布满敌人眼线的情况下，把这批重要的电台零件运送出去。

其次，李时雨在不暴露自己身份前提下，营救同志出狱。

这两项任务谈何容易？不过，李时雨没有向组织发出任何怨言，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潜伏于敌营内部，不能上阵杀敌。若连党组织交代的任务都无法完成，那么自己参加革命将变得毫无意义。

他先是弄到一张日本特务机关颁发的通行证，将这批电台零件封装在三个箱子中，分两次运到自己的家中。以自己要进租界办事为理由，从伪高等法院借了一辆汽车。

运送当天，他先是把两个装有电台零件的箱子放进车里，到达法租界交界的日军检查站时，哨兵看到李时雨驾驶的是高等法院的汽车，于是没有过多检查，立即放行。

没过多久，他又故技重施，将另一批电台零件运送出租界。

此次任务的成功，使得李时雨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与肯定。

在执行营救冯骥同志的任务时，他制定周密的计划。先利用职务之便，趁机烧毁了冯骥的卷宗。

由于他本人是检察官，接到负责案宗的书记官汇报后先是佯装不知，然后顺势指点书记官，称冯骥的卷宗早已经在日军轰炸天津时被毁掉。

书记官害怕受到牵连，只好照着李时雨的建议照办。不久后，李时雨以监听的名义到看守所单独与冯骥交谈，趁机告诉他：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就是一个普通商人的身份。

同时运用人际关系，使得冯骥无罪释放。这两项艰巨的任务能在短时间内圆满完成，让李时雨受到党的高级领导人青睐，同时也让他认识到自己在敌营内部担任职务的重要作用。

潜伏于沦陷区的工作，对于革命大局来说，不亚于那些在前线拼杀的将士。

彼时的李时雨还不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遇到的难题以及周遭环境的巨变，早已超出他的想象。

1939年8月，汉奸头子汪精卫策划建立伪政府，并计划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既然要召开全国性质的代表大会，汪精卫一伙必须在全国各地招募有一定话语权的代表，为自己这方摇旗呐喊。

其中，国民党改组派朱晶华负责到北方，也就是天津、北京、河北一带召集代表。党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让李时雨趁机打入汪伪政府内部。

因为当时我党需要收集汪精卫卖国投机的活动情报。李时雨在天津伪高等法院工作多年，其人脉和资历深厚是担任这项潜伏任务的最佳人选。

接到任务后，李时雨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通过关系，他主动找到朱晶华。1939年8月，二人离开天津，前往上海参加国民党六大。

开会的前一晚，汪精卫特意派两名亲信去李时雨下榻的饭店，大肆吹嘘汪精卫是如何与日本人巧妙周旋，以及汪伪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组织等谬论。

李时雨不动声色地记录了各种有用情报，在大会结束后，他立即回到天津，向党组织详细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以及收集到关于汪精卫卖国叛敌的情报。

1940年4月，党组织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特意吩咐李时雨离开天津前往南京，打入汪伪政府的内部。

1940年4月底，李时雨赶到天津，直接在汪伪政府第二号人物陈公博的手下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李时雨逐步进入到汪伪政府的高层圈子。

随后几年，李时雨巧妙隐藏自己身份，利用各种公开机会侃侃而谈，并不遗余力地帮助陈公博、周佛海、汪精卫等人处理政务。

因为能力强加上出手大方，李时雨很快得到汪精卫的重用。他在汪伪政府内部官位亨通，职位节节攀升，历任伪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军法处处长、司法处处长。收集了许多我党急需的战略情报。

如1941年，日伪军准备联合“剿灭”新四军，李时雨及时准确地把日军“清剿”计划传递给新四军，让大部队得以迅速转移。

他与妻子孙静云配合默契，通过一定的手段保护和营救许多华中局情报部的同志。

包括李时雨担任上海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期间，释放了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

工作能力如此出色的李时雨，不止一次地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周总理的赞赏。

1944年11月，大汉奸汪精卫病死，周佛海出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和上海市伪市长，他把陈公博手下的大部分干部调离上海。李时雨则申请调到太湖地区担任专员，周佛海不同意，他点名让李时雨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周佛海和陈公博不同。早在汪精卫病死之前，他已经与国民党军统取得联系。周佛海办事能力或许不如陈公博那么“全面”，可论心思歹毒、手段残忍，周佛海与陈公博几乎不相上下。

对于李时雨而言，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日军已是秋后的蚂蚱，蹦哒不了几天。黎明前的黑暗令人心潮澎湃，但等待黎明的到来，却又让人心急如焚。

身为老地下工作者的李时雨，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混乱，可越是混乱，自己更要隐藏好身份，利用一切机会为党收集重要情报。

当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准备接手上海时，李时雨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国民党部队动身和到达时间。

最终，这支部队还没有到达上海，便被新四军击溃。此外，李时雨及时提供情报，让我军顺利歼灭了熊健东伪税警总团。

李时雨感到大局已定，他立即与上级领导取得联系，说自己迫不及待脱去这身脏衣服，换上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军装。

党组织却认为：虽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但蒋介石似乎不会善罢甘休，你（李时雨）倒不如继续利用自己的身份打入国民党内部。

就这样，李时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潜伏。

日本投降后，李时雨经人介绍加入国民党军统，由此获得接近戴笠的机会。戴笠心狠手辣且性格多疑，想要取得他的信任，在军统站稳脚跟，对李时雨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李时雨善于捕捉机会。他投其所好，先是担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通过此前在上海的人脉，帮助戴笠办了不少事情。

一来二去，戴笠认为李时雨特别可靠，于是将其带在身边，利用这个机会，李时雨与军统各个特务站的负责人有了接触。

他将收集到的各个军统站的指令、情报资料等重要文件及时传递出来，让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及时脱离险境。

正当李时雨在军统内平步青云时，危险也不期而至。众所周知，无论军统还是中统内部派系林立，各个处长、局长互相看不顺眼，为了一些蝇头小利都能大打出手。

时任军统局军法处处长沈维瀚想趁机做大，便处处看不起李时雨。通过多方查找，沈维瀚了解到在日伪时期，天津地下党组织与李时雨有联系。

于是，沈维瀚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交给戴笠，请求批准逮捕李时雨。戴笠立即向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打听李时雨的为人。好巧不巧的是，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副督察长李国章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戴笠面前说了李时雨的许多好话。

因此，戴笠把沈维瀚大骂了一顿。后者仍然不死心，继续暗中调查李时雨的一举一动。1946年3月，戴笠死于飞机失事，军统内部斗争更加混乱，沈维瀚则要求立即逮捕李时雨。

1946年9月17日，李时雨不幸在上海南市车站遭军统特务逮捕关押。在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被关押三个多月后，李时雨转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后被上海法院以“汉奸罪”判处7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

在组织的多方营救下，1949年2月，李时雨被取保释放。出狱后的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就刊登了他出狱的消息，李时雨因此很快就与上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张执一同志取得联系，并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同年4月初，接到党组织的安排，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立即抵达香港。几天后，李时雨与孙静云取道天津抵达北平，与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取得联系。

至此，他完成了弃暗投明这一身份的转变，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据说，当李时雨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后，尚被关在狱中的昔日汪伪政府高层皆面面相觑。在他们看来，李时雨就是不折不扣的“自己人”，这一点，就连已经死去多年的汪精卫都深信不疑。

为何他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中共党员？

这群汉奸哪里知道，如李时雨这样活跃于地下战线的我党特工，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虽然身处敌营多年，面对糖衣炮弹的诱惑却不为所动，因为他们只想着早日解放中国，带领全国人民翻身做主。

况且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便无法支持他们在敌营这段困难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孙静云被安排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回到党和人民身边后，李时雨继续为人民服务，尤其关心下一代的成长。20世纪80年代，李时雨光荣退休，退休后的他回到家乡巴彦，将积蓄捐献给当地教育事业，成立了“李时雨奖学基金会”。

1999年12月，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