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黄骅血案”的枪声响彻新海县上空，骇人听闻的惨案背后，是包括黄骅在内的五位我军卓越军官的惨死。

1945年，为了纪念黄骅烈士，山东分局及115师决定，将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即便如此，有关于真凶的追查依旧在继续。

1949年，天津迎来解放，“黄骅血案”真凶邢仁甫落入法网。

1950年9月，血案万人公审大会在盐山县城召开，刑场人山人海，眼看凶手被枪决，人们奔走相告、涕泪交加，还有不少人来到黄骅烈士墓前告慰英灵。

之所以这场血案在当时引起如此轰动，恰恰在于，害死我军将领的人不是敌军，反而是自己人，这也是这起血案的可悲、可憎之处。

说起这位邢仁甫，本可以成为我军翘楚，本可以拥有一片光明的前途，却因为贪图享乐、拒绝进步而走上不归路，还拉上黄骅等人陪葬，恶贯满盈不言自明。

最令人发指的是，血案发生后，邢仁甫不但没有丝毫忏悔，反而大摇大摆地投敌叛变，昔日的我军功臣居然成了日寇的剿共司令，又在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保安司令。

正所谓“不死不足以平民愤”，邢仁甫之流必定是公认的民族败类，被枪决实属罪有应得。

要说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这其中隐情如何？一同了解一下。

1910年7月，邢仁甫出生在一户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做过土匪，还干过青红帮，对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一度是十分不满的。

就这样，邢仁甫从小就立志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路，中学毕业便来到北平当兵，勤奋好学的品质再加上善于动脑，短时间内，他便增长了不少见识。

就这样，一路晋升连参谋、副官的邢仁甫，军事能力得到锻炼与肯定之际，国民党军阀统治的糟糕氛围再度触碰了他的逆鳞，倍感苦闷之下，他自觉毫无用武之地。

如此一来，不甘于现状的他弃军返乡，而后又在我党的感召下，壮志未酬的他成为我党一员，准备从此干一番大事业。

“七七事变”之后，津南、鲁北各地共产党人积极响应我党呼吁，纷纷组建抗日武装，邢仁甫也在其中。

1937年7月15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在旧县镇召开，邢仁甫凭借昔日军中经历被推选为救国会军委会委员长，负责统辖和领导抗日救国军。

此后的他开始各地奔波，积极发展抗日救国武装，年底之际，为了使部队合法化，也是为了统一抗战，救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别动纵队第31游击支队”，他出任司令。

从那之后，31支队在中共冀鲁边工委指示下打了一些胜仗，影响力越发强盛。

1938年1月，31支队发动盐城围攻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百余人、伪军500余人被打得仓皇逃窜，盐山城迎来新生。

邢仁甫率军入城之际，正值春节，他带领部下开仓放粮，大力改善当地民生问题，受到群众热烈拥护。

在此之后，31支队连战连捷、所向披靡，长时间内东征西讨，从日伪军手中夺回大片国土，从此声名大振。

至于邢仁甫本人，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知名将领，他带领的常胜之师得到边区人民的信赖和拥护，不少有志青年纷纷投身军中，先前边区一些难以自立的武装也都纷纷接受改编，自愿加入31支队。

1938年4月底，31支队在之前3路的基础上扩编到了24路，兵力也增长到3000余人，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7月，部队进行改编之际，邢仁甫被任命为平津支队司令员，此后的他一路晋升，军中地位越发显赫。

1941年3月，就在冀鲁边军区成立之际，上级再度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毫不夸张地讲，如若邢仁甫能够再接再厉，迎接他的自然是璀璨的未来，没成想，身为无名小卒之际，他尚且懂得拼搏奋进，军功加身之际，却在冥冥之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在自己的身份地位日益提高之际，邢仁甫却变得骄傲自满起来，先前能够做到严于律己，军功加身之际，他却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甚至变得作战不亲临前线。

在他看来，既然自己已经权力在手，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想法、做法无法无天也是理所应当，在此之后，他干的第一件荒唐事便是纳妾。

当年，邢仁甫已为人夫，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身为新时代武装力量的领军人物，自然要遵守一夫一妻制度，可他偏偏看上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就这样，他时常邀请宋魁玲到住地玩乐，两人不顾党纪、军纪大搞奸情，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位我军高官居然公然迎娶小老婆。

之后发生的事也就变得越来越荒唐了。

1942年，敌军对冀鲁边区展开步步紧逼，大规模扫荡来袭，抗战历程变得举步维艰，好在党中央提出了“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边军军民力争顽强拼搏、浴血奋战。

按理来说，这样的大氛围下，邢仁甫自然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毕竟，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军区灵魂人物，没成想，他的所作所为着实令人无比失望。

原来，就在如此艰苦的奋斗大环境下，他居然在新海县一处名叫望子岛的荒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看似斗争需要，实则是他的安乐窝。

当时，因为敌军的封锁，材料、资金都极为紧俏，即便如此，邢仁甫依旧命令全军全力施工大半年，这一“后方基地”总算建好。

从那之后，他就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住了进去，整日里纸醉金迷，还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往敌占城市购买奢侈品，甚至利用职权私吞公款3.7万元。

反过头来，对于边区艰苦斗争形势，邢仁甫变得不闻不问，却热衷在局内大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

事实上，31支队进行整编之后，上级选派革命骨干下部队，只为加强军队政工工作以及领导力量，对此，邢仁甫却极为不满，在他看来，冀鲁边区是他打下来的天下，革命骨干来此就是抢地盘。

从那之后，他开始热衷于安插亲信、培植党羽，对于革命骨干中伤、造谣、诬陷，而这恰恰成了前面提到的“黄骅血案”的序幕。

1941年6月，上级委派黄骅来到冀鲁边区任职副司令员，说起这位黄骅，是毛主席的老部下，历经长征，能力和觉悟都走在组织前列。

来到边区后，黄骅凭借党性强、作风硬深得人心，威望也与日俱增，对于邢仁甫这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言，自然视黄骅为眼中钉，甚至辱骂对方为“南蛮子”。

“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就是为了跟我们抢地盘！”

可想而知，身为边区最高领导人的邢仁甫能对副手黄骅如此排挤，在军中造成的影响会有多恶劣。

1943年春天，上级调派邢仁甫去往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职务由黄骅接替，这一决定算是彻底激恼了邢仁甫，他认定是黄骅在背后捣毁，一边找着借口推辞前去，一边开始了自己的邪恶谋划。

1943年5月，邢仁甫着急自己多年来培植的亲信，开始布局自己的邪恶计划。

“上边调我去受训，我看就是要撤我的职！我这一走，你们反倒成了那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要我看，这都是那个‘南蛮子’黄骅搞的鬼，如果没有他，咱们何苦到如此地步，不如直接干掉他！没了黄骅，边区就没了军事干部，我看上边还会不会让我走？”

就这样，一行人暗中制定了一套暗杀黄骅的行动方案，也得到邢仁甫的首肯和授意。

6月30日，黄骅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召开侦察会议，没成想，当晚7时左右，军区新编的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带着11名心腹前来，名义是向黄骅请示工作，实则闯入会场实施暗杀。

当场，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处长陆成道等五位领导人被杀害，消息传来之际，邢仁甫不禁欣喜若狂。

从那之后，他开始整日饮酒作乐，甚至开始做着一统天下、独揽军政大权的美梦，只不过，如此邪恶用心怎会不漏出马脚呢？

当组织开始怀疑他的属性与行径后，邢仁甫决定搞武装独立，想要拉起一支队伍单干，没成想，他的分裂行为遭到全军上下的坚决抵制，就连昔日的亲信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

沦为孤家寡人后，他在7月份带着小老婆和几位贴身护卫逃到了天津，为了在那里站稳脚跟，他居然投靠了日寇，还写了大量自首材料。

在他的黑材料中，很多我党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身份被曝光，冀鲁边区的抗日情况也被公开，邢仁甫还因此换来了津南6县剿共司令的位置。

等到日寇卷铺盖走人后，他再度投靠了国民党，化名罗镇当上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还是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天津解放之际，未能抱住国民党大腿退守台湾的邢仁甫，好日子也终于到头了，他在天津解放后被捕，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回看邢仁甫的一生，曾被他不齿的为非作歹的父亲，本应该成为他此生警钟长鸣所在，而他起初也试着活成父亲的反义词，事实证明，他的确有成为一代名将的潜质。

只可惜，人生有着傲人开端的他，偏偏沉迷在最不应该的事情的上，既然信奉新思想，他的贪图享乐就显得极为龌龊了。

要说腐化这件事还情有可原，完全可以亡羊补牢，偏偏邢仁甫最终将黑手伸向了革命同仁，这一点注定无可饶恕，被公审、被枪决都是他的罪有应得，以此在党内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