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华国锋，很多人都会想到“两个凡是”，甚至据此认为他是落后的保守派，思想僵化，不与时俱进，其实，这样的认识就比较片面了。

华国锋在毛主席去世后接了班，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不仅稳住了局势，并且在1976年到1978年的过渡阶段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为后面的改革开放做了铺垫。

我们在评价华国锋时，要全面客观，这就需要进一步了解他的历史功绩。

一 重视经济建设

进入中央工作后，华国锋主要负责农业工作，一向重视发展生产，主持中央工作后更是非常重视。他在1976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努力提升国民经济。此后，恢复国民经济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铁路、煤炭、农田建设、冶金、交通等领域的全国性会议，讨论已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务实推进恢复生产。

随着工农业生产建设逐步恢复，不少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比如生产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生产技术还停留在国外早已淘汰的阶段，农业机械化水平偏低。

就当时是情况而言，基础单薄，资金不足，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技术和设备更新，并不现实，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建设资金成了解决燃眉之急的最佳途径。对此，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达成了共识。

1976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正名。1977年3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通过《关于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当时的中央领导层都非常重视。

1978年2月召开五届人大次会议，华国锋在会上着重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表示既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要注意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还鼓励相关单位和人员出国考察。

当时，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有很多代表团出国考察，有去美国考察的，有去欧洲考察的，有去日本考察的，还有去东欧考察的。赴国外实地考察，让大家认识到国内发展的差距，也意识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引进项目规模不断扩大，比如，1978年共签了22项引进项目，是建国后的20多年里引进项目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此，华国锋提醒相关单位，注意要认真学习，做好先进技术的吸收和消化，然后再寻求创新。

当时，整个领导层都期望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再加上前期相关论证不足，出现了引进规模过大，超出了外汇支付能力以及设施配套能力，以至于一度出现困难。

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发展外贸成了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的又一项工作。华国锋表示，搞好商业，发展对外贸易，按照平等互利原则，把生意做好做活。之后，国家组织贸易代表团跟多国进行贸易互访，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合作协定。

据统计，在1976年到1978年，我国先后跟160多个国家建立经贸关系。1977年，我国外贸进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12%，1978年还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这期间，外贸出现了生产协作、来料加工等多种形式，为改革开放阶段外贸的扩大和深化做了铺垫。同样做了铺垫的，还有筹备建经济特区。

二 酝酿建立经济特区

1980年，我国划定第一批4个经济特区，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很多人据此认为，这就是我国建经济特区的起点。其实不然，我国经济特区构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提出来了。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密切关系。

当时全球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亮眼，尤其是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让中国内地发展有了更多的参照。他们创建“经济性特区”，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成了多国多地学习和借鉴的范例。重视学习外面先进经验和技术的中央领导层，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开始酝酿建立出口生产基地。

1977年，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南下到广东省宝安一带进行考察，而后经过研究讨论，提出把宝安、珠海作为面向港澳的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很重视，在1978年4月，组织考察团赴港澳进行市场调研。

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研结束后，考察团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做了汇报，提出一个升级版建议，把宝安、珠海建成工农业相结合的生产和对外加工基地。华国锋听后强调，要继续深入落实。

就在港澳考察团还在调研时，陪同华国锋一同出国访问的辽宁省委书记，提出在大连建加工区的想法。不过辽宁的条件还不太成熟，加工区的计划就搁置了。北方没成行，南方的条件倒是成熟了。

1978年10月，赴香港招商局办事的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意识到香港的繁华是内地发展可以借力的依托。他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利用香港招商局创办工业区。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做了批示，同意兴办工业区。

随后，袁庚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组织人员进行实地勘测，选址筹建工业园区，最后选定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这就是蛇口工业园区。1979年初，经过中央批复后，蛇口工业园区立即投建并很快投入运营。

有了蛇口工业园区的经验，广东、福建两省开始进一步发挥，在1979年6月向中央申请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建立出口特区。当月，华国锋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他在会上表示，中央决定给予广东优惠政策，同意建特区。不久，中央批复了闽粤两省的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

由此可见，经济开放的脚步，早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已经迈开了，而且他是主要推手，做出很大贡献。而同样迈开步子的，还有当时的外交。

三 务实外交

华国锋主政时期，我国在外交上主打积极、务实，期间有两个重要外交成果。首先是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说起来，建国初期，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也是较早跟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过，后来受中苏关系恶化影响，多数东欧国家跟我们的关系逐渐疏远，即便有波兰等个别国家在1960年代跟我们关系有所缓和，但受大环境影响，进展有限。

我国跟东欧国家关系出现缓和，具有代表性的是跟南斯拉夫关系破冰。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还主动表达建交意愿。考虑到它跟苏联不和，我们直到1995年才同意建交。之后两国关系也经历起伏，甚至一度陷入低谷。苏联入侵捷克之际，两国关系开始缓和，但一直没有实现领导人互访。

华国锋主政后，力排众议，决定邀请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访华，铁托欣然接受邀请。1977年8月30日，铁托访华，华国锋、李先念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这次访问，华国锋跟铁托进行了坦诚沟通，把两国、两党的历史问题都摊开谈，双方都表示意愿为恢复双边关系做出努力。

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逐渐回归正常轨道，华国锋还进行了回访，两国签订一系列合作协议。此举打开了我国在东欧的外交新局面。

此外，这一时期，我国跟欧美也展开交流互动，最典型的就是中美建交。当时仍处在冷战格局，中美双方联手合作的利益诉求仍在，当然，双方关系正常化有一个障碍，那就是台湾问题。对此，华国锋直接画出中方底线，即美国必须跟台湾当局断交，撤出军事存在，废除军事防御条约。

中共十一大之后，两国就彼此关心的各项问题进行了多次的坦诚沟通，于1978年发表建交公报，决定于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

相比之下，我国跟欧洲国家建交时间还要更早，从1950年的丹麦，1960年代的法国，到1970年代的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一直都有不错的进展。

华国锋主政后，主动强化跟西欧的关系。期间，英法德等多国政要陆续访华，我国也派出规模空前的高级别经济考察团到西欧国家进行考察，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

外交上的务实开放，既为后面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促进国内改革意识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还支持并推动恢复高考，为高等教育回归正轨，重新树立人才强国意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祝贺.1976-1978：历史转折时期华国锋对改革开放的探索[D].湘潭大学,2018.

陈侃章.恢复高考,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J].教育与考试,2020,(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