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吉甫的祖上是南燕人，轩辕黄帝的姞姓后裔，原名兮甲，为周宣王大臣，官至太师。因战功氏尹，受封尹国，尹姓和吉姓共同的太始祖。

尹吉甫不仅具有卓越的军政能力，还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诗经《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篇章，已确定为其所作，被誉为中华诗祖。

1963年，台湾学者李辰冬提出了一个比较炸裂的观点，认为诗经三百篇是尹吉甫的个人诗集，是他从周宣王三年到周幽王七年这五十年间的生活经历记录，假借民歌的形式抒发胸臆。

李辰冬在他的著作《诗经研究方法论》中提出：民歌本无个性，但是诗经篇篇都有个性。个性是由地理的统一、人物的统一、时代的统一、史事的统一、体裁的统一、名物的统一、诗句的统一、风格的统一、声韵的统一、起兴的统一、人格的统一这十二点来体现出来的。

《诗经研究方法论》按照诗三百的内在逻辑，并追随尹太师的足迹，为他的作品整理出一条时间线：

尹吉甫初为卫国之氓，周宣王二年因有文武之才被卫侯赏识，担任浚邑乡长。

宣王三年随卫侯之孙、卫武公次子去攻打陈国与宋国，凯旋归来后与仲氏恋爱，写下《击鼓》、《女曰鸡鸣》等几十篇诗。

热恋期间情绪跌宕，写诗嘎嘎猛。

宣王四年尹吉甫送韩侯到南燕迎亲，创作了一些歌颂与迎亲的诗，包括《关雎》、《麟之趾》等。　　

宣王五年，赴镐京勤王，西征玁狁。获取战功受封。《六月》、《公刘》、《甫田》等几十首诗为功成名就时所作。　　

宣王六年随宣王南征淮夷，天子逢山祭山，逢水祭水，尹吉甫写了很多祭诗，比如一部分周颂和《江汉》等等。

八月又随方叔伐荆蛮，凯旋时经宋国，尹吉甫作《商颂》。

因辈分问题双方家长反对尹吉甫与仲氏的婚姻，他俩私自结婚，非礼，未留佳作。

宣王七年，随申伯安定申、甫、许三国，夫妻俩在许国生活了一段好日子，留下《汝坟》、《汉广》。

宣王八年到十年，尹吉甫被派去东征恢复鲁国的土地，作鲁颂。这次的工作是监建营房，他感到大材小用有些愤懑，即成《大东》等诗。

三年后回家，父母始终不能接纳仲氏，为尹吉甫娶姜氏女，迫使仲氏回到母家。

尹吉甫打算接仲氏回来，未能成功，情缘断绝。后来仲氏改嫁伯氏，是尹吉甫的本家侄儿。仲氏临出嫁去浚邑看望尹吉甫，告之再嫁，尹吉甫作《载驰》等诗。　

宣王十六年，尹吉甫作《斯干》等诗。　　

宣王二十五年时已连续大旱五年，尹吉甫父母饿死，遂有《云汉》、《蓼莪》。

幽王四年镐京危急，让尹吉甫随伯氏西征，伯氏可能看着老婆的前夫心里膈应，不听尹吉甫的计谋，丧兵失地，反将责任推于尹吉甫，有《何人斯》等篇。

尹吉甫四处控诉，终将族侄正法，仲氏怨怒尹吉甫，不念旧情，鼓动卫侯没收了尹吉甫的官职与土地，逐出卫国。

此后尹吉甫过着流浪生活，凄凉终老，写下《十月之交》、《伐檀》、《巷伯》、《小宛》、《鸱》等诗。

纵观尹吉甫的一生，与《诗经》的内容有很大的契合度。

然而李辰冬的一家所言，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尤其是没有得到权威的肯定。

胡适耻笑李先生，学术研讨时堵起耳朵说：“我不听，我不听”，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个古人这么讲过。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在收到李辰冬先生的《尹吉甫生平事迹考》之后，以字迹太小眼睛不好为由，没有给出定论。

《诗经》究竟是不是尹吉甫的个人作品，还要有待今后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