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曾国藩、蒋介石喜欢写日记。曾国藩从1839年开始写，到1872年去世当年为止，期间虽然中断过几次，但是写日记的时间加一起也有20多年。蒋介石把曾国藩当作偶像，也一直坚持写日记，从1915年开始写一直到1972年，这期间50多年，从未间断过，以至于被人们称为“日记达人”。
先不说别的， 就这份坚持，就值得人钦佩。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写过日记，不过，是在老师的要求监督下写的，后来老师没要求后，就再也没碰过了，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有和我类似的经历。其实坚持不下来，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写日记的动机和曾国藩、蒋介石写日记的动机不一样。
曾国藩、蒋介石之所以一直坚持写日记，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当做是自己迁善改过、提高道德修养的手段，因此，他们在日记里记载自己的一言一行，并不只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希望能对此有所反思、有所反省，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做得是错的，从而提高自己，所以这种日记又被称为“修身日记”。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步。
曾国藩和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有问题，不够好，曾国藩进京当官后，结识了一些良师益友，拿自己和他们一比较，自惭形秽，于是立下了更大的目标——成为圣人。蒋介石年轻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荒淫无度，惰事乖方” “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反正就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后来他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于是就想着要改变现状，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要省过改过，而写日记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比如曾国藩的日记里记载，本来要求自己今天要认真读书，结果静不下心来，出去吃喝玩乐、各种社交；自己脾气火爆，应该戒骄戒躁，结果忍不住因为小事又和别人吵架、谩骂；去朋友家看到人家老婆长得漂亮，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回头就在日记里骂自己“大无礼”。在另一个朋友家看到了漂亮的小妾，也多看了两眼，后来反思的时候，在日记里骂自己不是人、羞耻心何在？
蒋介石的日记里，也记载了不少自己的过失错误，比如炒股亏钱、逛窑子、爱骂人、爱发脾气等等，他自己也有所反思，有时候因为一个错误，反反复复地犯，总是无法改正，就骂自己是禽兽。
你在他们两个人的日记中经常能看到激烈的“天人斗争”，仿佛心中住着善与恶两个小人，在不断争斗。他们两个人就是想通过这种做法，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达到儒家说的“圣人”的理想人格。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吧，但是毕竟这是他们想到的提高自身道德的一种方法。
而这种做法也不是曾国藩、蒋介石独创的，宋明理学一直都有写修身日记的传统，尤其是在晚明、清初的时候，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写严密的修身日记几乎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而曾国藩、蒋介石又是宋明理学的忠实信徒，于是就继承了这个传统。
早些时候，士人写修身日记，往往是不成系统的记录，大多写的都是一种生活体验、一些反省、对圣贤语言的感悟等等，零零散散。
但是到了晚明，发展为了特别严格严密的修身日记，提倡要把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思想到行为、甚至做的梦，全都要一件不差地不加掩饰地忠实记录下来，便于后续自己的反省。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省过、改过，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成仁成圣。曾国藩、蒋介石的日记就属于这种。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功过格的影响。功过格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记载个人善恶功过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分为功格与过格两部分，分别记录自己的善行与恶行，人们每天晚上反省白天做过的事，其中的好事就填到功格里，坏事就填到过格里，不过只写数字，不写具体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统计一次，功过可以相抵，看看自己得分如何，以此来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二是，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化。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呈现一片繁荣之象，逐利之风逐渐兴起，人人向往财富，被认为四民之末的商人的地位逐渐增强。举个例子，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的主角由官僚士大夫逐渐变为了商人市井人物。这导致了当时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级秩序、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中的道德准则也突破了纲常伦教的限制。
尤其是经济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官员、士大夫、富商，建造园林、创作戏曲、赌博狎妓等等。像苏州园林、秦淮八艳，相信大家也听过。
在如今的观点看来，这是近代化的表现，甚至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当时一些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士农工商各有等级、人民生活淳朴、人人追求道德。
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提倡通过改过、省过，来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抵御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写修身日记就是其中一种办法。
三是，与儒学内部思想转向有关。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明代后期的思想有逐步摆脱现成感悟，而走向日常生活中实践的趋势，道德修养功夫也有从抽象的道德准则到日常生活道德之转变的意味。所以道德实践上有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倾向。
在阳明心学盛行的时候，人们追求的是“悟”，类似于佛家的顿悟，一旦顿悟后，豁然开朗，万事万物所蕴含的表象原理都能贯通。
但是后来思想有所变化，人们开始主张不能只是通过读书、冥想来提高道德修养、成为圣人，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实践。这样一来，日记中记载的就不应该是一些自己电光火石般的感悟，而是全面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举一动。
从而可以像会计的账簿一样，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清楚的知道自己做过哪些事，便于自己反省，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便时时刻刻清楚自己的道德进展，了解自己离成为圣人的目标还有多远。不像过去求悟的方式，究竟何时可以超悟是不知道的，悟后可以保持多久也是没有保证的。
而且当时的一些大儒还认为，过错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不要以为自己犯了一个错就给自己开脱，说这只是个别现象，不用深究，下次肯定不会再犯了，于是就轻易放过了它。不是的，过错它是一个症状，是整个人格痛症的一个表现，它背后有深层次的结构。要想彻底地了解自己，并且获得超越，就必须要将自己的所有想法行为全部都忠实记录下来，这样才能全面分析自己。
自晚明以来，有不少儒家的信奉者都加了这个写日记的行列，比如陈白沙的日录、董沄《自省录》、刘宗周《日记》、朱用纯《毋欺录》等等。
这些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甚严，你看曾国藩就能看出来，就举一个例子，年轻人血气方刚，喜欢看美女，那不是很正常的吗？但是在这些人眼中看来就不行，这是堕落，应该要控制自己的这种欲望。
很多人会好奇，他们这么压制自己的生理欲望，甚至就连一些合理的欲望，他们也觉得有问题，用这种自虐式的禁欲主义的修道方式，他们不会感到痛苦吗？
肯定会感到痛苦的，说不痛苦那是假的。你看他们的日记就能看出来，他们在经历天人斗争时，用天理克人欲时的痛苦。而且也不好克服，要不然也不会反反复复的犯错，缺点可不是那么好改正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仍然坚持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有更高层次的目标——成为圣人或者说达到更加完美的理想人格。他们认为这些欲望对实现自己的目标是有害的，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会损害自己长远目标的实现。
他们认为，目前这些短暂的痛苦是为了实现更大目标时的快乐，而那种快乐是更广大且持久的，他们每克服一次这样的欲望、改掉自己的一个缺点，都是在朝着自己的目标更进一步，因此他们是“痛并快乐着”。
如果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的话，这些人就处于其中最高级的自我实现需求，而这些人所追求的快乐则是，达到自我实现时所获得的“高峰体验”，那是一种趋于顶峰、超越时空、超越自我的满足与完美体验。
修身日记作为宋明理学的传统，经过明末清初的发展后，如同王汎森老师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中所说：
“这一类省过会或修身日记的传统，虽有宽、严之别，却是此后士人世界一个强劲有力的传统。尤其当社会失序或国家混乱之时，人们往往祭出这个办法，强力地把自己与流俗区隔开来，有系统、有方法、有步骤地组织自己散乱而没有中心的生活，锻炼自己成为‘道德化政治’的先锋队、把自己铸造成像曾国藩那样旋乾转坤的人物。而这个传统，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力量。”
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 它们都希望人们可以成为圣人，希望人们可以追求这样的目标，并且还给人们提供了可行的办法、途径去达到这样的目标。上篇文章我们聊了，一个普通人如何成为圣人？大部分人也许并没有成为圣人的意愿，或者认为其目标过于荒诞、或者认为其难度系数太高而放弃。
可是理学、心学的目标，历史上曾有成千上万的人追求过，他们提供的方法，也曾有不少人亲身实践过。这些一个个的案例在告诉所有人，生而为人，人这一生除了致力于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外，还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要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成为理想中的人。
参考资料：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曾国藩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