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很多思想家都思考过，而大部分普通人我相信也都或多或少的想过这个问题，有些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么不同人的回答也不一样。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王阳明和他的弟子门人，他们会回答说：成为圣人。
王阳明
什么是圣人？简单来说，圣人是一种至善的完美的理想人格。儒家认为圣人“仁且智”，“仁”指德性方面，“智”指知性方面，就是你既要道德水平高，又要知识水平好。
在儒家思想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程朱理学对于圣人的本质，更偏向“智”，比较强调成圣之学中的知识取向，主张一个人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穷究事物原理的办法来成为圣人。而阳明心学对于圣人的本质，更偏向“仁”，突出成圣之学中的德性原则，主张“致良知”，更强调人在道德心性上的修炼。甚至认为知识越多，反而成为圣人越困难。王阳明说：“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相较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极大降低了普通人成仁成圣的门槛。
在王阳明和他的弟子门人们看来：人人皆可为圣人。王阳明认为人天生都是至善的，如果拿黄金作比喻的话，圣人就是纯金，不掺杂一点杂质，圣人之间只是在重量上有所区别而已。尧、舜、周公、孔子，他们的才能大小不同，但是之所以都被称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在成色上是一样的，都是纯金。
纯金的重量再小，那也是纯金，如果掺杂了铁、铜等杂质的话，哪怕再重，重达千斤，那也不是纯金了，自然也就不是圣人了。
因此，王阳明对普通人成圣的可能性，非常乐观。他主张心即理，致良知，只要自己信得过自己心中当下的良知，便是自己的道德与行为准则，认认真真去落实下去，那就是圣人了。比如你是一个普通人，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但是只要你遵从本心、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坚持下去，那你就是圣人了。
抗战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给一群士兵做演讲，他就用了阳明心学的观点去鼓舞士气，说：一个士兵站岗时，如果全神贯注、尽忠职守，连上将来做也无法做得比他更好，那么他就是“小兵的圣人”，也是“圣人的小兵”。
钱穆
所以王阳明的弟子才说：出门所见，满街都是圣人。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成为圣人很简单，很不可思议。
但是在实践中却不一定如此，因为从人人皆可为圣人这个主张出发，最后会推导出极为严格的道德要求、内心会形成极大的道德紧张。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汎森老师，在一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中对此有过专门的分析。
首先，既然人性本善，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人人胸中都有个圣人，那么每个人这一生要成为圣人，就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了，是必须要做到的目标，是必须要尽到的义务。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是你自身的问题了，是你的道德修养不够，是你自暴自弃、你不努力等等，总之都是你的原因，绝不是任何先天的缺陷问题，你无法把责任推诿给外界的因素，你是第一责任人。
要是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的话，你还能推诿一下，说我无法成圣，是因为我天生的“气禀”就是坏的。像朱熹他虽然也认为人性本善，但是认为人与人天生的气是不同的，有的人生下来是善的底子，有的人生下来是恶的底子。人们需要通过格物致知，才能逐渐去除这些恶，变化气质，恢复善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圣人之境，但是这个做起来很难。
朱熹
对于朱熹的这个观点，心学就不认同，比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陈确，他就反对宋儒的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主张人存在先天的道德差异性，会给那些自暴自弃之徒提供借口、预留后路。这些人干脆就不会在成圣之路上努力了，心里也不会感到愧疚，因为无法成为圣人不全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这些人会觉得这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恶的底子，我的“气禀”是恶的，不是我不努力，而是天生如此，我无法改变。
但是阳明心学的观点，直接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它的观点会让人觉得自己成为圣人，是自己这一生都无法逃脱的宿命，无所逃于天地间，要是最后做不成，那就是自己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其次，因为阳明心学对人性比较乐观，所以认为善才是正常状态。朱熹的观点是人的心会同时产生善与恶，但是王阳明认为，恶是我们人情欲过当，不过当的话，情欲也不是恶。因此心学也就更加追求纯化意识。
如果你认同这个观点的话，就会导致你对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身上的黑暗、堕落、不好的一面，十分敏感，甚至有通身都是罪过的感觉，它会让你在道德修养上不能有任何的放松，有深刻的紧张之感，会时刻反省自身。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拿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相当于时刻都要拿着尺子量自己。做点事，都会觉得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呀？是不是没有保持好善的状态呀？压力很大。
因此，阳明心学认为，一个人不是圣贤，就是禽兽，没有任何中间状态。有这样一个比喻，人就像是一个器物。随便举个器物的例子吧，比如凳子，工匠在把凳子没做完前，这个器物肯定是不能被叫做凳子的。同理，人如果没有成为圣人，那也就相当于未完成的器物，又怎么能叫人呢？阳明心学把身而为人的起码条件定位为了圣人，这就导致了人承担的道德责任特别重。
那怎么办呢？要怎样才能成为圣人呢？就是要时时反省、省过、改过。为此，当时出现了大量的省过书、改过书，人们把自己每天做的事情一丝不苟的记录下来，评判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对于恶的，下次要改正，这样可以系统地诊断自己，不断向着成圣的目标迈进。
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对自己是否已经成圣毫无把握，所以借着计算功过，多少可以解除内心的道德紧张，比如今天做的事情中，有3件是恶的，但是有7件是善的，虽然还未达到圣人的目标，最起码知道自己做的善事比恶事多，心理会好受一些。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比如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刘宗周，他认为这种功过相抵的做法太过功利，不能带来真正的道德转化。照着这种思路，一个人做了坏事，只需要再做一件好事，便可以互相抵消，毫无道德负罪之感。这样的话，本应是发自内心的善行、来源于灵魂深处的成圣的纯粹追求，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衡量，这不是就和记账一样了吗？这样怎么可能会使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圣人呢？
刘宗周
刘宗周认为人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如何把“过”减到最少，绝无任何功劳可言。王阳明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
因此，当时有人更进一步，把省过改过的工作提前到刚刚萌发想法时，不要等做了事情之后再去反思省察，那时候就晚了。而是要把这个工作放到做事之前，就是刚刚产生这个想法时，就要去评估、去思考，如果是恶的话，那就不能任其发展，要直接扼杀在萌芽之中。
而刘宗周则认为这还不够，应该从根源的主宰“意根”处着手，从根本上培养自己的善“念”，让“意”全善无恶，恶“念”丝毫不能出现，要在念头还未兴起时就要彻底解决。要是等人欲成了后，再用天理去克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他认为朱熹的以天理制人欲是注定要失败的。
刘宗周在其著作《人谱》中将人日常生活的过错分成六种，监督反思的事项包括从高兴、愤怒等情绪到大声说话、坐姿等行为，几乎包括了从内心到日常举止的一切细节，其严格的程度到了空前的地步。
不得不说，刘宗周的办法真是够彻底的，但是人毕竟是人，不是神，也不是毫无七情六欲的草木，又有谁能做到呢？
而且即使刘宗周的方法再细密严格，还是无法解决外在客观标准的问题。既然改过是道德修养的核心，那么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过错且不自欺呢？
心学主张的是，良知作为人内心的是非准则，具有知善去恶的能力，人们能够凭借它去辨明是非善恶，不用求于外在的标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一切标准皆在自己心中。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人人都是标准，那就等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了。
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外人认为是错的，但是自己内心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既然是对的，那还改什么过呢？还有一个人做了恶事，他也知道是错的，但是内心通过诡辩的办法来自欺、来蒙混过关，又该如何呢？
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自己反思、提高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发现，良知并不是永远都能准确地指出自己的过错，良知可能会是个不客观的监督者，心无法永远作为一个毫无偏私的客观标准。让自己的心裁决自己的对错，等于是让裁判下场踢球。
事实上，当时信奉阳明心学的有些人荡佚礼法、蔑视伦常与这种思想就有关系。比如当时一位心学学者罗汝芳，他曾经以行贿官府的手段，将一位妇人的丈夫从监狱里救了出来。这个妇人的丈夫是不是就一定是无辜的？就算我们姑且认为其一定是无辜的，罗汝芳营救他，在动机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手段上，行贿官府，这个是否合适呢？
还有罗汝芳曾经当过官，他收受贿赂，但是不自己享受，而是拿这些钱来救助百姓，这个又是否合适？可是，罗汝芳自己认为这样做没有问题，自己的良知完全过得去，站得住脚，于是他就做了。
所以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在自己迁善改过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外在的监督者。基督教的忏悔文化很发达，他们把良心与灵魂一分为二，由有神性的良心对有兽性的的灵魂进行控诉，上帝来作为第三者进行评判。
心学这边，刘宗周安排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天在鉴临，其他不少人则是请师友监督，大家组成一个省过会，定期聚集在一起，彼此沟通交流自己的内心想法、道德日记，彼此评判，来帮助自己改过。
比如晚明泰州学派的领袖人物周汝登，在他30岁的时候，他和其他7个人组织了省过团体，共同立下一本《八士会录》来记载彼此的过错，每月一会，持续了20年。后来记载满了，又重新立了一个，他们希望这个会还能持续30年。这样年老之时回过头来，就能看看这50年来，自己在道德修养上的努力，相信自己会有无悔无憾之感。
这样，内在反省加上外在监督，不断修炼，让自己达到圣人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