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从16岁入皇觉寺剃度为僧做小行童开始，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到了28岁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直至40岁在应天府称帝，建立大明王朝。
短短二十四年的时间，朱元璋能够建立帝业，因素很多但得到了许多文武贤才的支持，特别是淮西的儒士和武士的扶持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集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一是以他的老乡为核心的淮西武士集团，这部分人是主力，多是征战沙场的武将，一是有知识、有计谋的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士集团。
开国后，朱元璋封28人为公侯，其中封公者仅6人，且全是淮西人，可见,淮西人在朱元璋的创建帝业中的巨大贡献。
冯国用，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喜爱读书，精通兵法。元朝末年，联合弟弟冯胜结寨自保，归附朱元璋，建议“取金陵以为根本”，颇受信任。渡江之后，受命掌管亲兵，委以心腹之任，多立战功，累迁亲军都指挥使。三十六岁去世，追封郢国公。
冯胜，本名冯国胜，因避朱元璋的字国瑞讳，后改名冯胜。随兄长冯国用投靠朱元璋，带兵征讨四方，远征辽东降伏纳哈出，肃清元朝在辽东地区的残余势力，颇有功绩，封宋国公。
李善长，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在滁阳投朱元璋，掌书记，力主取金陵，图帝业，授号“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晋升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
徐达，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市）人，率军大败陈友谅，消灭张士诚，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攻入元大都，灭亡元朝。以后，连年出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官至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兼太子少傅，封魏国公。
汤和，濠州凤阳县东湖里（今安徽凤阳）人，为人谨慎，沉敏多智，随朱元璋渡长江、占集庆、取镇江的诸战中屡破元军，在浙东击败方国珍，俘获陈友定，又随徐达率军征今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封信国公。
邓愈，原名是邓友德，泗州虹县（今安徽泗县）人，天生魁梧，勇武过人，率所部万余人从盱眙投奔朱元璋，被赐名邓愈。跟随朱元璋渡过长江，攻克太平（今安徽当涂）、集庆（今江苏南京），直取镇江，屡立战功，屡败元军，跟随徐达远征甘肃，击败北元军队，招降吐蕃、乌斯藏诸部，封卫国公。
常遇春，南直隶凤阳府怀远县（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人，归附朱元璋，自请为前锋，力战克敌，横行天下，军中称“常十万”，官至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四十岁北伐中原，暴卒军中。
李文忠，江苏盱眙（今安徽明光）人，朱元璋的外甥，在母亲曹国长公主死后，随父亲李贞辗转乱军之中。朱元璋十分喜爱这个外甥，收为养子，改姓朱。朱元璋常派他监军随将领出征，后又复姓李，多次领兵出塞征讨元军残余势力，战功显赫，封曹国公。
沐英，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贫苦，自幼颠沛流离，八岁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以副帅之职随邓愈征讨吐蕃，因军功被封西平侯，赐丹书铁券。后与傅友德、蓝玉等率兵三十万征云南。云南平定后，沐英留滇镇守。四十八岁死于云南任所。
蓝玉，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由常遇春荐于朱元璋，从管军镇抚官至大都督府佥事，以西征有功，封永昌侯，后大败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封凉国公。
胡大海，泗州虹县（今安徽泗县）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屡立战功，虽是文盲，但是能折节下士，曾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于朱元璋。浙江境内苗族军队的将领之一蒋英，密谋叛投张士诚，将胡大海铁锤打死，被追封越国公。
胡惟庸，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投朱元璋于和州，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后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再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上述这些淮西集团的重要成员，大部分来源于贫苦百姓的布衣之士，且大都是勇敢、刚毅的武人，与朱元璋有共同的不幸和命运，因此有一个共同目标，推翻元朝。
大明王朝的建立，淮西集团功不可没。
朱元璋问计李善长，如何征战四方？如何定天下？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为例，指出应效仿刘邦的为人处世之道。
朱元璋征询冯国用、冯胜兄弟夺取天下的计策？二人提出以金陵为根基，四出征伐倡仁义，不贪图金钱美女，天下则可平定。
朱元璋率军攻克皖南徽州，邓愈推荐名儒朱升。朱元璋仿效三国刘备亲顾茅庐，向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时务策略。朱升被朱元璋的诚意所感动，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三条成为一个时期内朱元璋奉行的基本方针，对他后来帝业的发展有极大影响。
胡大海、李文忠、李善长等人还向朱元璋推荐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浙东文人，这些人都成为朱元璋的座上宾，效忠尽力，出谋划策，成为朱元璋智囊团的重要成员。
朱元璋称帝初期，天下未定，管辖范围限于中原、江南和闽广地区，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虽然退出大都但仍保存完整的政府机构，而且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夏国的割据势力统治着四川；秦、晋、汉、关、陇地区以及天山南北仍被一些割据政权所控制。
此时的淮西集团将领们，分兵出击，四处征战，为大明王朝的统一不懈余力。
徐达、常遇春北伐军攻克大都，并改大都为北平府。常遇春、傅友德按照朱元璋的部署，率先头部队自北平出发，连克保定、中山、真定。冯胜、汤和率兵由河南渡河，越过太行关口,攻占泽州、潞州，与常遇春、傅友德形成两路夹攻之势，并与徐达的五十万部队相遇，迅速攻克西部重地太原。
徐达率常遇春、冯胜等率军渡黄河趋陕西，占领西安；徐达率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分兵两路，扫荡元朝残余力量，从潼关向西进军，出西路捣定西，进攻扩廓，而李文忠从东道出居庸关，向北经野孤岭、骆驼山进攻平开，逼使元朝残余势力从应昌、定西一线北撤，巩固了明朝北边的防御，为明王朝立下了盖世之功。
淮西集团的文官们，明初政治出谋划策。李善长悉心履职，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遵照朱元璋思想制订屯田垦荒措施，在西吴地区普遍推行屯田制度，兴修水利，奖励开垦种植，对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加以控制。他还改革元制弊端，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立盐茶课、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等，开辟了财源，为明代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的屡见不鲜，《史记》《资治通鉴》常有记载，朱元璋也不例外。
随着明朝的统治日趋稳定，朱元璋对满朝都是淮西人开始担心害怕，恐怕这些人功高盖主，图谋不轨。
1362年龙凤八年，淮西骁将邵荣的谋反、谢再兴的叛变，再加上淮西人也逐渐居功自傲、肆意妄为，目无法纪，这让朱元璋对淮西人更是疑心。
汤和嗜酒妄杀，不守法度；赵庸随李文忠出征应昌；私占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曾唆使手下的儒生窥伺朱元璋的旨意；以邀封爵；郭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薛显杀胥吏；杀兽医；杀马军；为了抢夺缴获的牲口；还杀了天长卫千户吴富。
尽管朱元璋谆谆教导，不时劝慰，但淮西的这些功臣宿将仍然我行我素，未见收敛，成为大明朝的潜在威胁。不得已，朱元璋开始对淮西人开始痛下杀手了，跟随他创建帝业的元勋宿几乎被杀绝。
从人的性格分析，朱元璋出身贫苦，当过和尚，做过乞丐，文化水平不高，目光较短浅，是个多猜疑的人，所以不管你功绩如何大，关系如何好，只要他产生了怀疑，便是绝对毫不留情，导演了一幕历史上最残酷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
其实朱元璋杀戮功臣不仅仅是他们的骄奢权力和欲望的不断增长，最重要原因还是感到子孙孱弱，十分担心嗣君能否保住皇位和嫡长世袭的宗法制度。
这些淮西元勋，虽不足以影响朱元璋的皇位，但却逐渐成为皇权的威胁，一旦朱元璋死后，子孙是否能控制住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功臣宿将，元勋们是否会萌发野心，夺取皇位，颠覆朱明王朝，这是朱元璋日夜焦虑的问题。
当年太子朱标劝父皇朱元璋多宽大、仁慈，反对滥杀功臣。朱元璋把功臣比作棘杖上的刺，对太子道：“汝弗能执，使与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矣。”这就深刻地反映了朱元璋屠杀功臣的动机。
朱元璋费尽心机制造胡惟庸党案，把棘杖的刺差不多弄干净了，但太子朱标不幸病逝。面对年幼的皇太孙朱允炆，朱元璋不惜再次动刀，迫不及待制造蓝玉党案，最后又先后诛戮了傅友德、冯胜这仅存的两员武将。
然而，朱元璋在屠戮元勋宿将的时候想不到的是，自己的藩王儿子们军权过重，也在觊觎皇位继承权，成为新的威胁。由于功臣宿将被朱元璋诛戮殆尽，当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时，建文帝朱允炆既无骁勇善战的武将可调遣，亦无足智多谋的文臣可用，能用的只有年过花甲的老将耿炳文和纨绮子弟李景隆，这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