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初的一天，天下着小雨，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着三个骑兵，在甘肃东部王家洼子一带侦察。突然，一个穿长袍的“商人”出现在他们眼前，此人腋下夹着一把伞，正在向当地老乡问路。
见到有骑马的军人，这位“商人”立即向旁边的小巷子里躲去，形迹可疑。耿飚走近一看，觉得来人颇为眼熟，就大声喊“徐总指挥！徐总指挥！”边喊边摘掉自己的帽子，以便对方能看清自己。“商人”终于认了出来，叫了声“耿飚！”眼泪就流了下来。
原来，这位长袍“商人”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位未来的开国元帅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是这般打扮呢？徐向前又为何会躲着骑马的军人，看到耿飚又为何如此激动，以至于瞬间飙泪呢？这事还得从1936年10月说起。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218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从甘肃靖远县河包口等地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时局很快发生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总指挥为徐向前，政治委员为陈昌浩。西路军的任务是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
西路军开始时进展很顺利，两天后，红九军便成功将古浪城给占领，那是河西走廊的咽喉位置。趁着马家军集中兵力要夺回古浪时，红三十军又连克永昌、山丹，掌握了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
就在徐向前准备下一步作战计划时，红九军在古浪遭遇了重大损失。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之后的高台一战也打得十分惨烈。打了 20 多天，2000 多红军面对的是 2 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 2000 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 1 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这段历史是我们军史上非常惨烈的一段，在高台的西路军纪念馆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重大牺牲的情况：战死7000余人，被俘虏12000余人。被虏的人中，5600多人被杀害，3000人返回故乡，4000余人被营救送回延安，流落西北各地1000多人，突围至星星峡的400多人。这400多人最初统计403人，最后统计为470多人，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唯一成建制保留的力量。
西路军渡河西征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通跟苏联的通道。当时，苏联同意提供一批援助，最开始定在蒙古边境，后来担心跟日本发生冲突，又将交接地点改为新疆哈密。此外，当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北后，陕北的经济状况不足以供养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势必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当时在黄河以东都是胡宗南、毛炳文等国民党的中央军，以西则是地方武装马家军。因此，过河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安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
但是，苏联提供援助地点越来越远，时间也越拖越久，从1936年的12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终成为过早渡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高台战役前，中央曾电令西路军东返，当时已经比较困难了。如果在当时选择东返，是可以保存主要力量的。甘肃省主席是东北军的于学忠，而胡宗南等人还在等待国共和谈的结果，不敢贸然出兵。但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取消了东返的命令，加上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也不愿意东返，因此错过了最佳时期。
西路军惨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敌我兵力悬殊、低估了马家军的实力、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内部指挥部统一等等。1937年3月14日，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残部边打边撤，最后撤到石窝山上。原来两万人的部队已经不足三千人了，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
陈昌浩抹着眼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议：为保存现有力量，部队全部分散活动，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下的人就近打游击。作为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坚决不同意离队，“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死在一块，要活活在一起！”
陈昌浩则认为，徐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不利于部队分散行动。最后以“军政委员会的决议”拍板，徐、陈带了30多人的小分队离开了部队。对于此次离队，徐向前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晚年还称，“我当时不想走，李先念他们也不想让我走。可我没坚持自己的意见，犯了终生抱憾的错误，很是愧疚。”
不管怎么说，徐向前是和陈昌浩一起离开了部队，带着36名警卫，趁着夜色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摆脱包围后，大家便分散了，徐向前跟陈昌浩身边留了4名警卫员。马家军一直在附近搜捕西路军主要负责人，4名警卫员有2人在路上被捕，另外2人也走散了。
徐向前和陈昌浩化装成失意的生意人，一路向东潜行。马家军已经获悉了徐向前脱离部队回陕北的消息，一路上都贴满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徐向前。没有了警卫人员的徐向前跟陈昌浩，数次遇险，每次都是惊险脱逃。
二人走到山丹南面霍城甘家庄时，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采药老汉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当时，陈昌浩的胃病犯了，两人便来到了但复三家中，受到了热情接待。前面的路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受到老乡暖心照顾的陈昌浩不愿再走了。徐向前则打定一个念头，必须走回去，向中央汇报西路军的遭遇。
徐向前告别战友、谢过但复三，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陈昌浩则留在但复三家中养病，直到1937年6月辗转回到了湖北武汉。
在茫茫的戈壁中，徐向前已是一副“羊倌”模样，大步流星向前走着。在他看来，回到陕北可能要受到军法处置，而一路上还会遇到马家军，一旦被抓将遭受难以想象的屈辱磨难。但他只抱定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回到陕北，到党中央去履行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
戈壁的风沙吹在徐向前消瘦的脸上，多日没刮的胡子已经辨不清颜色。一路上，徐向前都会看到贴着缉拿“匪首”徐向前的告示，但没有照片，谁也认不出。徐向前看到这些告示也觉得好笑，即使贴了照片，也很难和他对上号，他穿着长衫，胡子很长，本来消瘦的脸更消瘦了，面有菜色，疲惫不堪，看上去至少老了20岁。
他一路乞讨，日夜赶路，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碰到了西路军三十军的特务营长蔡大头，两人邂逅，结伴而行，终于到了黄河边。渡过黄河后，也就摆脱了马家军的追杀了。徐向前跟蔡大头找了家小旅店住下，剪了头发刮了脸，“羊倌”变成了“商人”，蔡大头打扮成伙计模样，挑着担子，他们放心大胆地朝陕北走去。
在徐向前等人拼死突围的同时，中央也一直在关注着西路军的情况。在得到西路军失利的确切消息后，中央决定成立援西军，以解西路军之危。刘伯承担任了援西军的司令员，张浩任政委，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和红二十八军都参加了援西军。
援西军3月初出发，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尽管西北高原上冰封雪飘，人迹罕至，但将士们仍旧是快马加鞭，心里都在呼喊：“同志们，坚持住，我们来了！”但当他们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却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前进。
就在大家纷纷猜测的时候，刘伯承宣读了一份电报，告诉大家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全军覆没。电报还没念完，会场上就发出一片抽泣呜咽的声音，有的人甚至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刘伯承读到最后，也控住不住内心的悲痛，哽咽起来。
援西军停止西援，一部分人留下来寻找和接应西路军失散的人员，耿飚便是负责这项任务。他派出侦查员一路向西搜索，沿途设立了大量收容站，向每一个村子里的老乡都耐心宣讲，以便他们遇到红军，直到该向什么地方引导。
除此之外，耿飚本人也牵着几匹马，四处寻找失散的战友。直到4月初，西路军撤出来的将士陆陆续续进入宁夏、陇东境内。见到接应他们的同志，无不失声痛哭。这些回来的人，大部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些战士被打伤了腿，靠着双手或单腿一路爬回来。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耿飚遇到了徐向前。他们热情接待了这位落难的西路军总指挥。站在一旁不认识的干部、战士，互相好奇地问：“这老头是谁呀？”当时，这位“老头”才36岁。
耿飚将徐向前护送到驻地，安排他洗澡、吃饭，身材高大的徐向前很难找到可以换的衣服，耿飚便将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随后，耿飚用电话报告给刘伯承，刘伯承在电话里指示：要绝对保证徐总指挥的安全，派专人护送到镇原，他立即派骑兵前去迎接。
见到刘伯承后，徐向前激动地流下热泪，两双指挥千军万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徐向前沉痛的说：“伯承同志，西路军失败了，我对不起党！”刘伯承像长者一样安慰他：“向前同志，不要难过！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
在镇原待了三天，徐向前赶到安阳，见到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他将西路军失败时组织上给他做路费的十多个金戒指全部交给了彭德怀。一路乞讨回来的徐向前，却完整保留下来了全部的金戒指。
周恩来在百忙中时时关心着徐向前的饮食起居，嘘寒问暖；也关心着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采取一系措施进行寻找和营救。这一切，都让徐向前感到了组织的温暖。
在接到徐向前几天后，耿飚又找到了李聚奎。之后又陆续接应了几百名西路军将士。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三个师，徐向前担任了129师副师长。撤回来的西路军将士，也大都到了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
1937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时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建国后，西路军走出来百余位开国将帅，其中包括徐向前元帅、王树声大将、李聚奎上将、朱良才上将、郭天明上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