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清晨，哀乐通过广播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平时声音清脆响亮的播音员们，此时此刻声音都在颤抖，他们早已被泪水模糊了双眼，悲痛哽住了喉咙，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都被阵阵哭声打断。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
在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悲痛的哭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骤然响起。大家都在怀疑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印证着消息的准确性。然而，低回的哀乐、播音员哽咽着读出的讣闻依然在响着，一字一句是那样的清晰。
1月的北京，天空弥漫着阴霾，寒风刺骨，人们开始在街头排起了长队，北京各大小报亭前，人们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当天的《人民日报》。一份份带着黑框的报纸递到千千万万人民颤抖的手里，又被夺眶而出的热泪湿润。熟人相见，再也没有热情的问候，只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通知，1月10日和11日两天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间。总理的遗体停放在北京医院，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房间里，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空间仅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花盆，紧贴着四面墙壁放了几层花圈。
由于长期受病痛的折磨，周总理已经非常消瘦，眼眶跟两颊都深深地凹陷了下去，遗容并未做过多的修饰，那是邓颖超专门交代的。她希望总理带一些病容，毕竟是病了那么久的一个人。
遗体是经过解剖的，那也是总理的遗愿，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够为新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出自己最后的奉献。当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解剖总理的遗体时，发现他全身主要器官几乎都被癌细胞侵袭。大家都想着总理遭受了多大的痛哭，都忍不住哭出声来。
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给总理理发、刮胡子。朱师傅为周恩来理了二十年的发，在总理病重住院时，他曾经多次申请到医院为总理理发，都被拒绝了。周恩来怕朱师傅看到病重的自己太过难过。所以直到周恩来逝世，朱师傅才接到了去理发的通知，见到了永远沉睡的总理，整整八个月没有刮胡子了。
朱师傅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手中的刮胡刀，生怕把总理已经脱相的脸再刮破一点点，当他圆满完成任务时，再看一眼总理的面容，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朱师傅在弯腰打扫地上的头发时，将一缕白头发悄悄地收了起来。
解剖过的遗体上，穿了一件换过领子和袖口的布衬衣，外面套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这两件衣服都是周恩来穿了好多年的，但好在没有补丁，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邓大姐早就吩咐工作人员不要去买新的，就从总理的旧衣服里挑两件就好，这样才符合总理的作风。
第一个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干部，当他一见到总理的遗容，立刻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双眼，想见又不忍见，啜泣很快变成了失声痛哭。他迟迟不肯离去，直到工作人员提醒他，后面还有很多人要瞻仰总理的遗容，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后面来瞻仰的人，也大都如此，边哭边喊、泪流满面，有的甚至当场晕倒。
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等走下轿车，依次走进吊唁厅。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然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
直到深夜，北京医院门口依然有里三层外三层的群众为总理守灵，尽管上面不断地发出限制遗体告别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的人数等通知，但是群众还是将北京医院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远道而来，有的已经足足等了一整天，饭都没顾上吃一口。
能和周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毕竟是少数，全国几亿人，谁不想最后再看一眼敬爱的周总理啊。成千上万的群众冒着严寒，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对人民英雄纪念碑默哀。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哀悼。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民，从边远郊区赶到北京，他拿出一只果盘，摆上几个精心挑选的苹果放到台阶上，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跪下了。老人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总理说，但极度的悲痛让他无法说出一个字来，任由泪水一滴一滴滴在地上。
执勤的民警走过来劝慰大爷，老人这才说出话来，“总理啊，老天为什么不让我代您去死啊？”民警强忍着泪水对他说，“大爷，您这样做是旧风俗，总理知道了，他会同意吗？”老人一听这话，才站起来鞠了三个躬。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用最传统的方式悼念自己最尊敬的人，却也能因为总理，跟上新的思想，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在全国提倡平坟还耕时，周恩来身先士卒，先是派人到重庆将自己的父亲跟邓颖超母亲的坟平掉，后又将淮安老家自己母亲的坟平了。当总理的侄子告诉他，老家的坟平掉后，家乡马上有大批老人表示要跟总理学习时，他欣慰地笑了。
在周恩来视察过的邢台地区的农民向县委提出强烈要求，派代表到北京为周总理守灵。他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到了北京买了花圈就直奔天安门广场，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到总理遗体前。他们不知道治丧委员会在哪儿，扛着花圈在广场上，被堵在了人群中间，心里焦急万分。有个北京工人自愿在前面给他们带路，边走边喊，“这是总理生前视察过的邢台农民代表，给总理送花圈来了。”
那是1966年的3月，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冒着余震的危险，先后两次到震区慰问，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邢台大地震的震中，就在距隆尧县城约12.2公里的白家寨。周总理的到来给受灾的群众带去了极大的安慰。周总理站在这两个木箱子上面，望着会场的人群即席讲话，亲口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大家在震后要有“信心”。在巨鹿县受灾最严重的何家寨大队慰问讲话时，周恩来察觉到群众的坐向都正冲着风口，自己便转过身调整位置，让群众背风坐。
曹渊烈士在北伐战争中壮烈牺牲，周恩来把他唯一的儿子抚养成长，照顾他的遗孀。在听到总理逝世的噩耗后，曹渊的夫人伤心极了，老太太出门不方便，只好叫孩子们借来电视，以便瞻仰总理遗容。她越看越伤心，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导致高血压发作，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临终前还叮嘱孩子们，不要忘了总理的恩情。
上海红星绒绣厂的300多名工人，日夜赶制，精心绣制了周恩来的大幅绒绣画像，赶在首都追悼大会之前送往北京。江西南昌郊区一家纺织厂里，工人们聚精会神地织出质量最好的黑布，产量之高超过了以往的纪录。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后，大家都自己做黑纱佩戴，商店黑布一时供不应求。
遗体告别的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1日下午4点45分，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缓缓开出北京医院，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驶去，这天晚上，他的遗体将在八宝山火葬场火化。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街，都赶来送总理最后一程：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十里长街送总理》
在八宝山第二告别室里，一向坚强，自己不哭也不让身边人员哭的邓颖超，此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她双手抚摸着棺木：“恩来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邓颖超说完这句话便放声大哭。屋子里又是哭声一片，看着火化炉里燃起的熊熊大火，大家又一次痛彻心扉。
4名青年工人将周恩来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抬起，仿佛怕惊醒睡熟了的周恩来，慢慢地放在传送带上，没有想到邓颖超这时猛然挣脱开搀扶着她的吴桂贤的手，扑向遗体，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恩来——”
周恩来的骨灰被放置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首都人民将在这个特殊的灵堂里举行3天的吊唁活动。群众吊唁活动从1月12日早晨7点开始，大家五六点钟开始就在天安门广场排好了队。有些战士从前一天晚上，就守在了部队预备前往吊唁的车辆前。
14日傍晚，群众吊唁活动结束，邓颖超被人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面向前来吊唁的群众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话音未落，全场哭声恸天。
周恩来生前就已经交代，他死后骨灰不要保留，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作一点贡献。”
这一举动，为破除旧俗树立了楷模，一些老人也开始嘱咐自己的儿孙，他们死后也要火化，不留骨灰，“总理那么好的人，死后都不留骨灰，就让我向总理学习，把骨灰留给祖国做肥料吧。”
周恩来总理逝世，悲伤的岂止是中国人民，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下半旗致哀，很多人自发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联合国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当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无比敬仰地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身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存款？”
一位南斯拉夫的老游击队员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询问这不幸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在电话中失声痛哭；一位巴基斯坦的小朋友看到报纸上带有黑框的周恩来照片，啜泣不止；埃塞俄比亚一位80多岁的老人，腿脚已经不能行走，在家人的搀扶下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追悼会于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举行，毛主席曾准备参加，但重病缠身的老人家最终还是没能前往。他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晚上，毛主席通过电视看了周恩来的追悼会，全程泪流满面。
这天北京的气温低到零下10摄氏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但一大早，人们就挤满了天安门广场，无数的花圈汇成了花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
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
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