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中国，4岁开始打乒乓球，小学时就在“乒乓摇篮”中成长，17岁就入选国家队，可谓是天之骄子般的经历，并且在接连获得国际奖项后，理应备战奥运，为国争光——可偏偏是两次“让球”风波，使得她在职业生涯发展上受到重大冲击，最终，她不顾恩师孙梅英的挽留，加入日本籍……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的乒乓球技术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阵旋风，并且逐渐在战术和战略上创新、巩固出独属于我们的乒乓球风格，直到随后几十年间的世界级领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中间，我国的乒乓球战略没有过偏误——让球战术，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谓“让球”，指的就是在某一场特定的比赛中，让其中的某位运动员故意输给另一位运动员。有人或许会疑惑，这种一心想着“输”而非获胜的战术，怎么也会成为我国乒乓球史发展的构成之一呢？可事实恰恰就是，这个战术在国际乒乓球坛起步初期，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

“让球”战术的诞生，就是源于当时我国对国家集体荣誉极为重视、而选择性牺牲运动员个人荣誉的时代背景，并且当时国际上对于乒乓球赛的规则制定并没有如今的细致和完善，这也给了这个战略发展的空间。

首先，在一场国际赛事中，让球一般多见于两位中国运动员互为对手的时刻。前面说过，当时我国对集体荣誉感的重视更高，所以赛事中的首要目标也是获得团体第一的名次，这就要求在后期决赛阶段如果对阵外国选手，一定要取胜而不能失败。而选手抽签是随机的，这时候通过“让球”就能达到人为控制顺序的效果。

试想，如果是决赛外的场次遇到地方的主力选手，那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输赢顺序，让我方实力中等的选手对阵，这样做既能迷惑对方的视线，又能研究对面选手的作战风格，达到“知己知彼”的效果；如果是在决赛中，则可以调整我方胜利保障最大的选手出征——此时这个战略便能发挥“田忌赛马”般的障眼法和布局思想。

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这个战术是确确实实的为团体赛第一量身定制，而将运动员个人的荣誉和发展完全置于第二位，将一场场比赛的输赢完全量化成可以任意“调整”的作战“数据”，只为最后的团体计分。

运动员在其中的牺牲并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报答，这也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何智丽就是典型的例子。

何智丽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都算得上顺利，一个展露出乒乓球天赋的选手，被及时发掘进入国家队，18岁就以全胜战绩取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冠军，而她在进入国家队之后也遇到了人生中重要的恩师孙梅英。

孙梅英，作为新中国第一位乒乓球女子单打全国冠军，在入选新中国第一只乒乓球国家队之后不仅帮助我国夺得了多项世界级荣誉，并且在退役后也并未远离乒乓球坛，而是当起了我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为培养后继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女队的训练上，孙梅英也有自己的经验和方法论。首先，她强调基本功和技术细节，让女队的乒乓球训练向正规化、专业化迈步；其次，她对于手下队员的多样化打球风格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并没有磨灭成员个人的个性，这对于她们自身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而后，她会时长举行模拟赛，让队员们适应比赛紧张的节奏，训练她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正是遇到了这样一位良师，让何智丽的乒乓球技术更上一层楼。何智丽在20岁获得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单冠军，21岁随中国队出征获得第38届世乒赛女团冠军。

就在一年后，何智丽职业生涯的转折因为“让球”，发生了重大改变。那是何智丽第一次遇到“让球”战术下自己被迫作出让步的时刻，她选择了退让，在亚运会女单决赛中按照要求让焦志敏获胜，自己只能屈居亚军的位置。

客观来说，这对于一位想要凭借实力在世界赛场上证明自己的球员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孙梅英的理念也是以尊重成员个人发展、公平公正比赛为主，于是在何智丽23岁那一年的世乒赛女单半决赛中，面对上级让球管建华的要求，她不想再度牺牲自己应得的成绩和荣誉。

这点也与老师孙梅英不谋而合，她也支持何智丽不让球，以自身实力挑战夺冠。就这样，何智丽以3:0战胜管建华，夺得了梦寐以求的女单冠军，但这场人生荣誉的巅峰也称为她在球队内部噩梦的开始。

因为拒绝不服从让球的命令，让球队高层对她失去信任和重视，她在之后的比赛中被雪藏，在球队内被孤立，受到不少冷眼。在此期间，恩师孙梅英也为她上下奔走，但可惜的是，并没能撼动局势。

于是就在何智丽25岁那年，她与日本工程师小山英之结婚，在三年后加入日本国籍，改名小山智丽，开始代表日本队继续参赛。

其实由于我国的乒乓球水平在国际上强悍到了近乎“垄断”的水平，所以一些中国的运动员会因为在国内竞争压力太大，而选择改换国籍，在竞争相对较小的他国取得参赛资格，在国际赛事上露面。

这从赛事竞争上来说是一种人才交流，但在事实上来说，这些运动员也因此放弃了自己的国籍，会受到国民的指责也是意料之中。

但何智丽之后的做法为何引起大家如此激烈的不满呢？原因是她在广岛亚运会上对阵邓亚萍时，每赢一次球就高喊一声“哟西”（日语中表示激动的语气词），这让很多中国民众感到一种背叛。

尽管何智丽在之后的采访中声称这只是她日常训练带来的习惯性用语，无其他特殊含义。但结合她年少时的那段特殊经历，如果说心中没有任何怨气，那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对国家、民族的信仰和对自身职业生涯的追求。

而对于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恩师孙梅英，她们却没能见到人生的最后一面，这是令人惋惜的。晚年的孙梅英由于职业生涯上的挫折和习惯用抽烟派遣积压的情绪，身体垮的很快，64岁就猝然离世，此时的何智丽远在日本，再也见不到人生中这位伯乐良师了。

在何智丽时代不久，我国乒乓球队的“让球”之风也终于消散，某种程度上这也避免了下一个“小山智丽”的悲剧，这其中复杂的原因和独属于一代人的创伤，是值得如今的我们深思的。

[1]夏雨.小山智丽夺冠——告诉我们什么[J].人才开发,1994,(11):11.

[2]金汕.一代乒坛名将孙梅英[J].文史春秋,1996,(05):68-73.

[3]王安.小山智丽是“汉奸”吗[J].科技文萃,1994,(12):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