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刚在拍摄《奋斗》里的米莱时，米莱还是一个在三角关系中挣扎的女性，而《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钱小样，赵宝刚将钱小样放在了一个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关系里。
不管是钱小样和方宇之间的恋爱关系，还是钱小样和母亲、姥姥三人横跨三代之间的家庭关系，都是钱小样这个人物更加多元、更加复杂的表现，处在这些关系中的钱小样也给观众带来了许多思考。
对于爱情，钱小样是随性和自由的，她可以短时间内就和一个陌生男人私定终身，即使最终被现实涌来的一系列问题打击，钱小祥也没有丝毫后悔。
对于梦想，钱小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孤注一掷来到北京，只为了做主自己的青春。
如此肆意洒脱的钱小样，活成了许多人理想中的样子，这也是赵宝刚企图通过钱小样这样一个角色帮助年轻人们完成精神觉醒。
钱小样的形象是女性在青春时期对自我认同的追寻，是女性在成长历程中历经困惑和挫折以后依旧顽抗的状态。
但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钱小样依旧是无奈的、被束缚的，她的爱情和亲情不能为她的自由和梦想买单，如此坚持自我的她，依旧有向现实妥协的那一天。
两性关系：女性对男性权威的挑战
如果说《奋斗》中的女性是为了男性的成长而存在，那么《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女性便承包了全剧的叙事主线。
剧中以杨家三表姐妹的成长历程为线索，围绕这个主线开展了三个性格各异的青年女性在面对成长、梦想、爱情等话题的讨论。
这个家族中一位姥姥、三位母亲和三位表姐妹共同组成了这部戏的叙事主体，至于剧中的男性角色更多的是充当陪衬的作用。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露丝·伊瑞格瑞曾提出过“女人谱系”的概念，它是指重建一种取代男权中心的新型的母女认同关系，目的是对传统性别秩序发起质疑和挑战。
《我的青春谁做主》正是如此，相比于《奋斗》中对于男女之间主从关系的淡化，这里便是对于男女之间主从关系的瓦解。
故事全篇都在讲一个由老、中、青三代女性所建构的“女人场”，剧情也使用了女性的叙事视角，而男性更多是不在场和缺席下的被审视者，可以说该剧彰显了明确的女性主义倾向。
本剧构建的女人场中，这些女性大多表现出了自强和睿智的一面，她们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掌舵者。
而男性却在不同程度上陷入被动，他们变身为不由自主的被选择者以及带着精神枷锁不能解脱的赎罪者，甚至带上了几分悲剧主义的色彩。
从这个家族来说，姥姥是法学领域的学术大师，充满理性，拥有智慧，代替了传统男性的位置成为了家庭中的权威性人物，并且拥有最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能够读懂几个姐妹的内心世界。
三个母亲各有性格，但同样都有着刚性的一面，她们是维系整个家庭的核心人物、是统领家庭事务的领事人。
她们不在经济和事业上依赖男人，比如李霹雳的妈妈杨尔就是一个典型的女强人，她成功敢闯，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财力物力上远胜于自己的另一半，她强势、说一不二，她的形象是这个时代理想女性的镜像。
至于家族中最小的几个姐妹也各具特色，赵青楚独立知性，在感情上坚持自己的正义感，不会为了男友做错事而为他开脱。
而钱小样这个形象更是凸显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强势一面，宣告了男女之间主从关系的瓦解。
这种主从关系的瓦解首先在于钱小样变为了情感关系中的主导者，她成为了有选择权的一方，她面临的是两个男人方宇与高齐的情感抉择。
对比方宇和高齐两人，同样的是他们具备相似的道德高度，但是方宇出身底层，接受教育的文化水平较低，社会身份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蓝领，而高齐出身与中产阶级家庭，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代表，社会身份上是一名优秀的青年医生。
面对明显不同的两个男性，钱小样还是选择遵循自己的内心，选择了普通青年方宇，两人最终达成了圆满的情感结局。
高齐作为传统视野中的优质男青年却在与底层青年方宇的情感较量中落败，这推翻了作为主流阶层精英分子一直以来的影像神话，让底层青年在情感较量中完美逆袭，演绎了如今青春题材电视剧中的经典文化景观。
还从钱小样这个人物出发，展示了她对爱情的选择，打破之前传统视野中女性慕强的择偶观，抛开世俗的考虑，让作为青年女性的钱小样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心做出一次独立的情感选择。
在以往的电视剧作品中，女人总是由男人来定位的，她们要么温柔贤惠、逆来顺受，要么是红颜祸水、天生尤物，要么是男人欲望的外化物。
“也许她是代表着男人身上某种东西的一个符号，而男人需要压制这种东西，将她逐出到他自身的存在之外，驱赶到他自己明确的范围之外的一个安全的陌生区域。”
《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钱小样出身普通却也充满理想，渴望去到自己梦想中的北京，还想收获一份纯真的爱情，从而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
方宇从小和祖母相依为命，是社会中非常底层的小人物，在遇上钱小样后，方宇为了他和钱小样的爱情，选择和钱小样私奔，并且在私奔过程中误伤了钱父，导致了钱父的高位截瘫。
这样的方宇不仅有了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成为道德上的赎罪者，这时的他只能依靠钱小样的救赎。
高齐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优质男，但在情感上他一直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出现，他在感情的博弈上屡次惨败收场，可又装作毫不在意，透露出些许的无奈。
《我的青春谁做主》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设置，打破了以往电视剧中女人被看、被操控的历史叙事，她们位于风暴眼般的叙事中心，开始拾起作为女性的话语权，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并且让她们成为影响男人价值和命运的决定者。
在此剧中，女性不再是男人的欲望物和所有物，她们不再是令人同情的被遗弃者和被窥视者，她们破茧成蝶以奋斗者、决定者、救赎者的正面形象出现。
赵宝刚的《我的青春谁做主》没有按照传统男性标准的价值观进行故事的开展，这些男性的形象大多不完整，甚至背负着罪恶、封闭着自我，只能通过剧中其他女性的救赎才能健全起来，这也是赵宝刚重新定义两性关系的一次尝试。
对于女主角钱小样来说，她无论在金钱、学识、样貌还是性格方面都称不上优秀，但是她在感情中却足够的自信。
面对两个男性的追求，钱小样大方自如，她对感情坦诚相待，不把感情复杂化处理，很好地表现了当代青年女性的恋爱观和价值观。
将还处于青春时期的女生在恋爱时的心理状态和精神诉求表现出来，在两性关系中不再以对方为中心，而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颠覆了以往不对等的两性关系，为当代青年女性的情感生活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参考。
代际关系：对话意识与家长制的复位
赵宝刚向来重视自我表达的概念，颠覆社会给予青年人群的形象定义。
这种撕裂和交涉可以说是从赵宝刚的《我的青春谁做主》开始的，这部剧将年轻人的自我意识放大，书写了日渐凸显的张扬与叛逆，潜在的将以往青春群体被压抑、略过、割裂的经历变成故事的一块边角。
当代青年的沟通问题也是电视剧聚焦的重点，其中年轻群体和父母的关系更是具有话题性的议题。
赵宝刚所执导的青春剧提供了探索代际问题的谈话场所。赵宝刚眼中的代际关系，是温暖和冲突的结合体，剧里的父母总是秉持着与年轻儿女截然不同的观点，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重新得到了审视。
别的青春剧大多还把视角集中在男女的情感纠葛上，赵宝刚却意识到了拥有话语权的长辈群体。
这个时代父母同样是具有个性的存在，他们被子女们的青春意识影响，更贴合了时代的审美需求。
《我的青春谁做主》在情节设置上安排了家庭矛盾的戏码，“两代人无法真正理解对方”是剧中展现代际问题时流露出的潜在意识。
青春题材电视剧的盛行，让许多导演尝试跳出肤浅的框架，用更多元化的视角去展开围绕青年人相关的社会议题进行探讨。
通过电视这样的平台，传递有价值和品位的青春剧，通过故事去聚焦、反思、重塑价值。
米德曾在《文化与承诺》说道：“处于社会转型期，老一代的经验难以覆盖新的现实，权威也就逐渐瓦解、代沟由此产生。”
《我的青春谁做主》将姥姥这个作为隔辈人的角色安排进叙事整体中，带来了非凡的效果。
姥姥是学术界中的权威所在，是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顶级人物，当她输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时总是带着信服力和说服力。
她为家庭中所有的子女排忧解难，帮助调解女儿和孙女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姥姥作为隔辈人总能站在理性的角度上缓解他们的代际冲突，这个角色也是赵宝刚为了缓解剧中激烈的亲子冲突所特意设计的角色。
一个有智慧的长者形象，从而更好的帮助剧中处理代际关系，完成家长制的复位。
这也是赵宝刚青春剧中涵盖的对话意识，这种对话意识发生在代表主流文化的家长和代表青春文化的青年之间，在青春剧中涉及到家庭元素的剧情中。
比如《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三姐妹，她们与父母之间的羁绊都是她们成长中的印记，她们与父母最后可以相互理解，可以坐在一起无话不说，这都是赵宝刚给予两代人对话空间的表现。
《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三个姐妹虽以血缘关系相联系，但多条支线的发展却不单一，即使是代际沟通方面，三姐妹也有着各自的难题。
大姐瞒着母亲辞掉了律师的体面工作，二姐背着父母偷偷来到北京投靠姥姥，三妹对于父母的离异始终不能理解甚至瞒着母亲放弃了剑桥留学的机会开了自己的餐厅。
这样的剧情设置体现了主流文化和青春文化的叙事兼容性，在照顾主流文化大环境的前提下保留青年群体的个性特征。
青年面对主流文化时的抵抗，不是简单的为了推翻主流文化的霸权统治，更不是以宣战主流文化为目的，其本质是在找寻一种文化归属感，并且被主流文化认同和接纳。
这种渴望不断放大，青年的角色概念也就更为丰富，更具有多义性，通过流动的文化空间不断拓展青年文化的精神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