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奔驰发动机漏油维权事件当事人接受红星新闻的专访，在专访中提及，受公众压力的影响，曾试图跳楼自杀，但被前来陪护的母亲阻止。在整件维权事件过程中，在与奔驰和解时，舆论的指向还是向着这位当事人，为该当事人的高素质、高教养喝彩，转折点在于某媒体爆料其公司拖欠500多万元的费用，舆论风向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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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出说明:“公司债务不是个人债务”，但仍阻止不了舆论风向的转变。事件舆论的核心点在于欠了债务，还要享受买奔驰车这一点上大做文章。透露出公众在用感性思维思考该问题，主流媒体在用理性思维评论该问题。但是在坐在奔驰车上哭获得的快速处理结果中，是公众的只言片语、公众抹黑奔驰、公众同情弱者的感性思维在主导该维权事件快速解决(所说的快速解决是时间上，即使没有公众舆论，也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既然享受公众舆论带来的利益，那也就不能双标，也要承担舆论的负面效果。在债务事件中，就要承担公众的抹黑、对事件只言片语了解的曲解，承担事件中公众对于被欠债方同情的感性思维。享受奔驰维权的感性思维，也要承担被爆公司欠债中舆论的感性思维。

就比如蔡徐坤对于B站律师函警告事件中，为什么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制止作用，反而变本加厉。本质就在于享受公众资源获得利益的同时，就需要承担公众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

写文章、写报道也必不可免会被来自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人士批评，对于舆论、评论的压力，就如湖南台主持人汪涵说的，不去看他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