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北京文博工作者在海外文物市场意外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遂国（今山东宁阳）国君铸造的青铜盨（遂公盨），内底处刻写了98个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

这件青铜器铭文的主题写的是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等内容。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铭文开篇居然与传世文献《尚书·禹贡》关于大禹“顺应山势，疏浚河川”治水方式内容高度近似。

不仅如此，《诗经·商颂》中也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传唱。这说明，早在西周时，从虞舜的后裔遂国到殷商的后裔宋国，再到周人自己，对于大禹治水的真实性都从未有过怀疑。

大禹也因为这次治理洪水的功绩，从默默无闻的罪人之子成为继舜帝之后的华夏部落共主，奠定了夏朝家天下的基础。

要知道，大禹并不是出于拯救天下苍生的大公精神主动站出来治水的，他奉命治水实属被迫。

据《尚书》记载，尧时洪水滔天，帝尧听从四岳的建议，命大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但鲧却九年无功，被后来的舜帝殛于羽山，还将其列为了四罪之一，钉在了耻辱柱上。

此后，舜帝又启用鲧之子禹为司空继续治理洪水。在所有的传世文献中，大禹在治水之前都是寂寂无闻的，直到鲧治水失败后，禹才以罪人之子的身份承担起治理洪水的重任。

这个身份让大禹如履薄冰，《史记》记载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不敢”两个字背后折射的并非大禹废寝忘食一心为公，而是出于对舜帝的惧怕。

通常观点认为，大禹治水成功后，赢得了空前的威望，并且通过治水时的统一调配人力、物力，掌握了公共权力，那么建立高度集权化的全新政权体系，也就顺利成章了。

首先，大禹所处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仍是诸侯林立的万国时代，彼此互不统属。按照考古学文化面貌划分，又可大体分为四大政治联盟实体，分别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华夏集团（龙山文化）、以黄河下游的山东为核心的东夷集团（大汶口文化）、以长江中游为核心的三苗集团（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盘踞南方沿海的百越集团。

考古发现显示，原本地处中原的南阳盆地的方城、南召，其考古学文化面貌也一度以屈家岭文化为主，表明此时三苗集团的势力已经北渐，逼近了伊洛平原。

无独有偶，新石器时期发现城址数量最多的也是屈家岭文化，且均带有军事作用，这与文献记载的“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颇为吻合，说明尧舜时期的三苗集团异常强盛，屡屡与华夏集团作对。

为了对付强大的三苗，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结成了政治同盟，此时的中原大地也出现了奇特的华夏、东夷轮流共主的二元政治局面，比如华夏集团的首领尧传位出身东夷的舜，舜又传位给华夏的大禹，而禹原本的传位对象也是出身东夷的伯益。

至于被禅让的人是否贤明，都不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实施，只要这个人在华夏或东夷部族中具备一定实力且刚好与上一任共主属于不同集团即可，这才是禅让制度所反映的历史真实。

所以，尧舜执政时，主要目标是华夷联盟击退三苗的北进，而治理洪水的重要性远不如征伐三苗。

事实上，鲧禹父子治水前后花了大约20多年时间，最终治水成功已是舜帝后期之事，而在此期间，却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吕氏春秋》）事件，这说明，当时的洪水并不是尧舜部落联盟的头号威胁，尧舜在治水成功之前甚至还能动用兵力与三苗交战就是明证。

其次，华夏集团内部也由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成。仅大禹所在的姒姓就分为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等多个氏族。据《夏本纪》记载，大禹的儿子启继位时，支持禅让制的有扈氏率先反对，双方还爆发了甘之战。

上古时期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先秦史专家许宏教授曾对公元前1750年（即二里头文化上限）之前的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做过如下概括：“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连夏朝早期都未能脱离部落联盟氏的政权组织机构，充其量还只是国上之国，那么大禹仅凭治水功绩，很难获得对其它诸侯的绝对支配权。

事实上，大禹治水成功后，所获得的奖赏只是“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舜帝将大禹封在了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统治中心是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王城岗），这里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

而舜帝之子义均对治水无尺寸之功，却被封在了商（今河南商丘虞城县）。可见，在治水成功后，大禹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任继承人，仅仅是像商均一样被列土封侯。

但在舜帝死后，却出现了“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的情况。在治水成功再到舜帝去世这期间，大禹究竟做了什么，为何能成为天下的主宰呢？

考古工作者在对南阳盆地的石家河文化遗迹开展考古发掘时发现，原本大量出土红陶杯、宽扁足鼎等带有明显石家河文化特征陶器的南阳盆地，在末期时文化面貌出现突变，宽扁足鼎完全被侧三角形足鼎取代，而后者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典型器物。

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古城曾是长江中游三苗集团的腹心，面积超过180万平方米，但考古工作者发现，石家河古城早期和晚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晚期突然出现大量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玉器和方格纹，城址北垣破坏严重，疑似遭遇了惨烈的攻城战。

如《竹书纪年》记载：“三苗将亡，天雨雪……”，《墨子》“昔者三苗大乱……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面鸟神若谨以待，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禹既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战国策》“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

与模糊简略的治水功绩相比，禹征三苗却有着详略的文献记载。大禹对三苗的征伐，彻底结束了自尧以来华夏集团和三苗集团的争霸局面，华夏集团以完胜告终。

大禹治水的蛛丝马迹，至今都未有实质性的考古发现，有专家指出，在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根本不具备治理长江、黄河这种级别河流的水患，大禹治水可能是在黄河和淮河支流进行了一部分施工。

而禹征三苗，却有了考古发现的佐证。通过这次战争，石家河文化被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全面取代，大禹建立了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这成为大禹最终问鼎君位的关键所在。

正是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得大禹有了诛杀防风氏的底气。当然，这个时候大禹还没有公然与昔日的盟友—东夷决裂，故而依然按照华夷轮流执政的禅让制传统，先后指定东夷的皋陶（早亡）、伯益为继承人，但却将军权交给了儿子启。

此后，大禹的儿子启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先后镇压了有扈氏的反对，杀掉了原本的继承人伯益后，最终建立了夏政权。

对此，《战国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所以，夏朝能够建立，并不是靠治水的功绩，而是大禹在刀光剑影中拼杀来的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