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曾提到，种种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邑，准确的说是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居邑。

因为二里头文化的下限是公元前1520年，此时不仅进入了商朝纪年，而且就在同期的偃师和郑州分别发现了商文化的城邑，即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

但奇怪的是，从二里头文化兴盛的二期再到进入商纪年的第三、四期（前1610—前1520年），二里头遗址不仅没有呈现出任何王朝衰亡迹象，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人口在增加、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作坊制作的青铜器愈发精良。

二里头遗址完全没有出现像陶寺遗址晚期和殷墟晚期那样的人骨堆叠、墓葬被毁的惨况。作为夏都的二里头，与文献记载中商汤灭夏时的惨烈景象不符。

据《尚书》记载：“汤伐桀，战于鸣条”，《史记》载“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墨子》则记载了商汤灭夏的惨烈攻城战，“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在夏军战败后，商汤还下令“一勿遗”，意图赶尽杀绝。

传世文献为我们梳理出了两条基本事实：一是商汤灭夏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战斗；二是夏商决战之地在鸣条。显然，考古发现证实二里头遗址及其附近并非夏商鸣条之战所在地。

而出土文献《清华简》，也同样否定了伊洛一带是夏商决战地的可能。据《清华简·尹至》记载，商汤伐夏的进军路线是“自西翦西邑夏”。

考古发现的商汤基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均在二里头遗址以东，最远相距不过百公里，在两地之间没有天然险要阻隔的前提下，商汤舍近求远，绕道二里头遗址以西发动进攻，着实费解。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鸣条所在地。

《元和郡县图志》在引《国语》佚文时，曾有一条不起眼的记载：“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这条记载告诉我们，鸣条距莘不远，而莘就是伊尹所在的有莘国（今陕西渭南合阳县）。

另据《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鸣条）地在安邑之西”，《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亦提出“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

安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夏县，与陕西合阳县隔河相望，从地理位置上说，鸣条在晋南，的确符合史书所言的莘之墟附近。

如果夏桀当时是在晋南，也就解释了为何在东边的商汤，要绕道鸣条以西，自西向东发起进攻。这是因为晋南和豫东之间有太行八陉阻隔，商汤大军若通过自东向西这一常规路线伐夏无疑难度较大。

此时与商汤建立联姻关系的莘国显然成了最佳突破口。由莘国渡河，自西向东可直插夏桀所在的安邑（夏县）。正如孔安国所言：“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

当然，上述结论只是根据文献记载的合理推测，想要印证，还需要考古等更多证据。

果然，考古工作者在对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的夏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处面积25万平方米的遗址，因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近似，故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经碳十四测定，东下冯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左右。这充分说明了一点，即晋南一带从夏早期到晚期，始终是夏朝的重要据点，即使到了王朝末期，夏朝也牢牢控制着安邑。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分子人类学的印证。根据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刘皓芳博士的研究结论，二里头遗址出土人骨与近在咫尺的偃师商城古人群母系遗传（mtDNA）关系较远，而与山西、内蒙东部、辽宁人群母系遗传关系较近。

可见，夏人的确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北迁徙，由于二里头遗址从三期开始人口还在积聚、贵族墓葬数量有增无减，且没有发现任何暴力迹象，故而这种迁徙并非是夏朝灭亡后所致，而是夏朝尚未灭亡时就已经开始了。

从都邑规模上讲，面积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远非小城安邑可比，但也正因为二里头是大都邑，在先秦“大邑无城墉”的时代，二里头适合王者居住，但却不适合军事防御。

考古发现的商文化，从早期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时期），再到二里岗文化，其发展轨迹经历了从冀南到豫北鲁西，再到豫中的扩展路线。这表明，商人在经历从部落到邦国的发展过程中，势力范围也拓展到了夏人的腹地。

或许是感受到了商汤的军事威胁，迫使夏桀做出了北上的举动，想利用晋南这块夏先民龙兴之地的山川阻隔，挡住商军的进攻。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夏桀的被迫北上还有内部势力反叛的因素。

《墨子》和《尹至》《尹诰》等文献曾言：“汤奉桀众以克有夏”，说明在商汤伐夏时，已经有不少夏民倒戈加入了商汤阵营。二里头遗址没有遭到破坏，文化没有断层恰是明显例证。

但夏桀显然没有料到，由于伊尹的串联，商汤与有莘建立了同盟，并绕道有莘国杀到夏桀背后，出现在了安邑西面，打乱了夏桀所有的军事部署，鸣条战后，夏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