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佛教界人士伟大的贡献！虚云大师、印光大师、圆瑛大师，弘一大师、太虚大师、寂然法师、巨赞法师等等，僧人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一直心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情怀，同时秉承着佛陀“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慈训，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中！

9 · 18 勿忘国耻

侵略者来了，佛教界人士在做什么？

僧伽为国民一份子，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自不能置身事外。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台湾、朝鲜、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训，起来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

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太虚大师痛心两国民族之自相残杀，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大师悲感无极，随即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书，又电“全国佛教”：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自此全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太虚大师随政府进入后方，从事长期抗战护国卫教运动，直至三十四年（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土重光。

△佛教界于抗日之贡献

僧伽救护队之成立

民国廿一年，太虚大师在潮州讲“佛法与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及地藏菩萨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说明佛法为积极救世的精神。

△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服务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时日本军阀又侵犯榆关、热河，国难日深一日，太虚大师乃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同年大师诸多信众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请大师，拟创组“青年佛教护国团”，于是大师乃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定名为“佛教青年护国团”，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其主要则为从军抗战，部份则捐助，及组救护队、慰劳队、运输队等，这是日后佛教救护队的先声。

△五台山僧侣进行军事训练

二十五年，中央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这时，僧伽应否服国民兵役问题，颇为各方所争论。僧伽既属国民一份子，自有服国民兵役义务，唯僧伽既然已经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义，要其赴前线杀敌，显又违背佛教教义，况救国之道，不限于一端。太虚大师又上电二中全会，并函请训练总监部杜（如心）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总监，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

自此，全国各省县市佛教僧侣，纷纷组设僧侣救护训练班，苏、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实行。

各地僧伽救护工作之实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伤者亡者，充塞路途，难民数百万众，各佛教寺院，先后成立医院，救护团，暨难民收容所，从事救济工作，兹就当时调查所得，略举部分救护事件：

一、广化寺，该寺全体僧众及各界善信，发起组织伤兵医院一所，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办，除医士聘请外界充任外，其余一切看护勤务膳宿等项，俱由比丘充任办理。共收容伤兵五百余人，组织完善。后经治愈出院者甚众，曾有开办经费收据清单，函请海刊登载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该寺成立一兵民治伤医院，内有僧伽数人，颇善岐黄，亦加入诊治。该寺地址宽敞空气流通，部署除照普通医院组织外，并特别添设慰问祈祷队，派有若干比丘，时时向各受伤兵民，加以安慰；或讲说我佛牺牲救世精神，使听者愉快，安心调养，朝晚定课，祈祷国难和平，及全体受伤兵民回向。先后入该寺治疗者，达数百余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该寺设妇孺收容所，专救护热河，滦东一带逃难来之妇孺，内部组织，规模宏大，先后收容妇孺数以千计。

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平日对于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热心，特就该寺启建法华道场四十九日，延请戒行精严者数十人，逐日讽诵大乘经典，礼忏拜愿，为战区死者超渡生者祈祷，并组织一救护队，由该寺青年，挑选成立，出发赴前线，参加各地救济团体，从事救护工作。

五、此外华北居士林，由林长胡子笏居士提倡，推举男女居士多人，至各医院为招待或看护员，补助临时各种工作，兼调查各医院实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报告，以便设法补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护。

六、以上所举都见“海刊”十四、七“通讯”。这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华北间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京沪各佛教寺庙团体，对救护伤兵与难民，亦不让于任何地区。或以寺庙掩护官兵，或以个人参加救亡工作，为国家效劳，亦复不少。最显著者：则有

（一）镇江焦山寺，掩护该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数十名，一律改僧装，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终于脱离险境。

（二）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挟在难民中，予以救济，廖耀湘将军，即其中之一。

（三）当阳玉泉山，在宜昌沦陷后，该山全寺僧侣激于义勇，自动动员给济游击队，打击敌人，后被日寇发觉，派大批武力围攻，将该寺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卫大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

（五）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国寺某僧，因供给游击队情报，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沪战爆发，上海比丘尼众，联合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

（八）上海沦陷后，西门市关帝庙开办施粥厂，并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负责，直至胜利后始止，全活难民无数。

（九）广东南华寺全体僧众，抗战发生后，每以绝食一日捐献给国家，从未间断。

（十）京沪撤退，江南大批难民，均逃至苏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绅联络上海慈善团体，于各寺庙成立难民收容所，共收难民三、四万众，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陆续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团体或个人对国家献金，或帮助劝募公债。江苏各大丛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宁，宝华，在抗战时期，都承担巨额公债。以及甘肃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县佛教会发动“佛教号”飞机运动。

1938 年 4 月 16日，地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五台山蒙、藏、汉出家僧众联合成立了“五台山佛教救国会”，将五台山青、黄两庙 18 至 35 岁的四五百名青年僧人组织起来，参加了抗日救亡集训班。经过集训后，许多青年僧人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武工队、区分队等抗日武装，并自发地组成五台山僧人自卫队，加强寺院戒备，在寺院附近的隘口要道巡逻。

其中当时从外地流落到五台山的入空法师沿途目睹了日寇暴行，毅然参加了聂荣臻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由于他骁勇善战，被聂荣臻任命为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1939 年春，入空法师率领他的队伍反攻五寨，他亲自率领队员攻破了日寇一道道防线，最后使日寇全线崩溃，仓皇逃命。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战斗中，入空法师率领的队伍先后与敌军战斗五十多次，收复三十多个县镇，后来，升任为游击总队团长。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有入空、然易、照廉、悟金、索静、怡寿、海如、掌静、常珍、含坚、白天才、白喜贵、全西、昌静等 100 多名五台山的法师，脱下袈裟，换上戎装，离开寺庙丛林，投入到抗日队伍的行列，仅五台山菩萨顶等10 处寺庙就有30 余名僧人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甚至晋察冀抗日队伍中，就有原五台山僧人出身的师级以上干部安立恩、李正宏等 20 余人。

《海潮音》 第 5 期上的 《僧人抗敌史话》 一文记载，在湖南衡阳地区的南岳山寺庙里的僧人白天烧香拜佛，晚上开展游击战。如双峰寺沙弥用手雷弹炸死敌人数人。另外参加到地下情报工作、医护救援、远征军、空军、运输队的僧人参战事迹更是举不胜举。

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是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时期，题写给湖南南岳僧人的一句话，这句话所蕴含的，正是中国佛教徒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下，圆融处理问题的智慧。

太虚大师就“杀贼”一词，在成都文殊院作“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 演讲中做了重要开示。他说，断除贪、嗔、痴、慢、疑、恶见即是杀贼，杀尽烦恼贼即是阿罗汉。阿罗汉只是自救，依大悲心，不但要自救自渡，还应该普救普度。要成佛方能普度，要降魔方能成佛。魔，是梵语音译，其意为“杀害者”，比“贼”更猛利。太虚大师在演讲中鼓励僧众，不但要杀贼，更要降魔！

抗战中的四川佛教界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在抗战期间，源源不断地向全国战区输送兵源，其中不乏青年僧人，他们参加到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如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14名队员被批准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运输队，在印缅服役期间，他们或为前线输送给养和弹药，或在指挥部搞后勤，随远征军转战各个战场，饱受炮火硝烟的洗礼，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1944年8月初中国远征军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战役中，印宏法师不幸被日寇炮弹炸伤身亡。

除了僧兵、医疗救护队、筹款物质的输送支援外，四川省佛教会还组织各丛林、寺庙、佛学社等团体在成都文殊院举办护国法会，超度死者往生善道，鼓励生者忏悔业障、精诚团结。在安慰民心、鼓舞士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护国法会指出佛教应对国难的方法。其一、发心忏悔、勇于纠错。惭悔心包括：恐惧心、惭愧心、惭悔心、悲愿心、勇健心。其二、持诵仁王护国经咒。其三、禁屠。其四、发愿。其五、宣传，号召全世界佛教徒联合起来抗战。

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陪都重庆也发起举办护国法会，并礼请虚云大师、太虚大师前往主法。虚云大师来到重庆，向民国政府提出五大修法条件。其一、大赦天下，缓解社会矛盾。其二、赈灾，救济苦难百姓。其三、禁屠放生。其四、减轻税赋。其五、保护寺院。虚云大师在重庆寺院开示。一、莫徒具形式，宜踏实修学以期解脱。二、尊重生命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羡君有志静风波，溅血沙场气若何。

谁信岛夷真劲敌，伫看国士尽横戈。

千军浩气堪持久，一点雄心自不磨。

生死精神同河岳，万人蜀国泪滂沱。

1937年11月，新都宝光寺方丈贯一和尚为出川抗日英雄写下这首《挽饶国华将军殉职》诗，除悲壮以外，更反映了川军、僧兵，以及加入到这场爱国救国运动中的佛教团体可歌可泣的一面。

“出家，不出国，爱教更爱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佛教界亲身参与过“战地救护”和“难民救济”工作的僧尼，超过了50万人。直接或间接参战牺牲的僧伽近1000人。不难看出，抗战时期佛教僧伽冲破佛教戒杀的牢笼，毅然从军参战，英勇杀寇，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护国、爱国既是传统佛教护国思想和实践的延续，更是爱国主义内容的深化和升华，这种大无畏的佛陀情怀传承至今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广大佛教僧众积极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驱动力。

凡此种种，佛教僧众于抗战救国，无论为精神上，或物质上，都表现出“救国不让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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