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他也是王光美的哥哥。

1938 年，王光英成功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然而，次年，不满 20 岁的他，只因看到一架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兴奋欢呼，便被日本宪兵队以 “共产党嫌疑犯” 的莫须有罪名，关进了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的煤渣胡同宪兵队监狱。

在狱中，他不幸染上伤寒，最后，还是在父亲王槐青多方奔走营救之下，56 天后，他才终于重获自由。这段惨痛的牢狱经历，坚定了他王光英“实业救国” 的决心。

1942 年，王光英以优异的成绩从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留校担任了一年助教后，与同窗应伊利喜结连理。

两人初次相见是在一场校园活动中，王光英对应伊利一见钟情。

随着感情日益升温，应伊利将与王光英交往的事情告知了姐姐。然而，姐姐出于对应伊利未来的深切担忧，对这段感情持反对态度。姐姐觉得，王光英出身名门，家庭背景错综复杂，生怕妹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受到委屈。

但应伊利并未轻易言弃，在与王光英进一步的交往过程中，她发现王光英虽然出身豪门，却有着质朴善良的内心。

而王光英，也深知应伊利所面临的压力。他用实际行动，向应伊利和她的家人证明自己的真心实意。他常常主动与应伊利的姐姐交流沟通，展现出自己的真诚态度与担当精神。在一次次的相处互动中，姐姐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认可了王光英。最后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然而，蜜月期尚未结束，他便毅然奔赴天津，投身实业领域。有人看重王光英扎实的专业技术，邀他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创办化学厂，无需资金投入。就这样，他成为王家兄妹中，唯一一位凭借技术起家的资本家。

王光英赚取的第一桶金，来自为宗家橡胶厂制作自行车内胎的气门芯。此后，王光英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成功制作出脱酸硫磺。紧接着，他又带领团队突破技术难关，成功研制出高纯度硫化氢染料，天津业界称其为 “黑电粒”。

在此之前，这项技术一直被德国人牢牢掌控，由于战争爆发，德国染料不再输入中国。王光英的成功研发，及时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一时间，染料房和颜料房纷纷慕名前来订货。

后来，他偶然发现，这种染料正通过曲折的渠道运往解放区，用于土布上色。得知这一情况后，王光英当即决定仿照外国产品包装，用印着英文字母的铁罐子包装 “黑电粒”，以便商人能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顺利将货物送达解放区。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 “黑电粒” 大量被解放区用于制作导火线，为缓解解放区弹药紧张的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4 年，王光英在北海公园附近，见到了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交谈中，他表达了前往延安的强烈愿望。然而，崔月犁告诉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共产党更需要他留在外面，利用商业身份，为革命事业提供物资支持。

于是，王光英听从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天津。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将一批又一批的军需物资及医疗用品运往平津周围的解放区，其中就包括他的化学厂生产的、可用于制造导火索的高纯度硫化氰。

抗战胜利后，王光英接收了一家日本制糖厂和汽水厂，却无端遭到贪污嫌疑的指控。在父亲的坚决要求下，检察官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入调查，最终宣布王光英无罪释放。这次牢狱之灾，让年仅 26 岁的王光英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本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百业待兴，王光英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然而，党组织在审核他的入党申请时，综合考量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党的发展战略，并未批准。

时间来到 20 世纪 60 年代，王光英再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这一时期，他在经济领域的贡献更为突出，不仅在企业经营上实现新突破，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然而，当时国内政治环境风云变幻，王光英的入党申请再度面临严峻挑战，最终，他的第二次入党申请遗憾被拒。

但是，王光英并没有因为没有办法入党而自暴自弃，相反，他继续为新中国做贡献。1956 年，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作为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积极发挥带头作用，率先将自己原来的私营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他本人也从资本家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 “半公家人”。

1957 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周恩来总理在接待过程中，称王光英为 “红色资本家”。

20 世纪 80 年代，王光英肩负起了天津市副市长这一重任。

刚刚上任，他便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天津的市情民情，王光英积极奔赴基层开展调研。

在一次对天津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走访调研中，他径直走进嘈杂的车间，与奋战在一线的工人、技术人员展开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他仔细询问企业的生产流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深入探讨技术难题，认真了解产品的市场销售状况。

在担任天津市副市长期间，王光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诸多严峻挑战。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些传统产业企业对改革存在抵触情绪，他们担心改革会对企业的稳定运营以及职工的切身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为此，他多次组织召开企业座谈会，逐渐消除了企业和职工的抵触情绪。

1981 年秋天，王光英作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团成员，前往澳门庆祝澳门华商总会成立 100 周年，并顺道访问香港。归来后，他结合在港澳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国策，亲自起草了《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和认同，国务院领导人批示同意成立公司，并点名由王光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3 年 4 月 12 日，光大实业公司（光大集团前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公司选址香港金钟的远东金融中心。

1983 年 5 月，智利一家倒闭的铜矿急于还债，打算转手 1500 辆名牌车。王光英看到报告后，当机立断，迅速派出由专家与工作人员组成的派遣组飞赴智利。中方人员验车后，发现各项指标均令人满意。经过紧张激烈的讨价还价，矿主与光大实业公司专家组最终以原价 3.8 折的价格成交，这 1500 辆新车为国家净赚 2500 万美元。

从捕捉到转让二手车信息，到车辆运达中国港口，这笔大交易仅用了 86 天，成为光大公司在香港开业后的第一笔成功生意。在 1983 至 1989 年间，王光英带领光大累计为内地轻纺、化工、机电、电子、交通运输等工业部门的上千家大中型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持与帮助。

1990 年，王光英从中国光大集团高层卸任，回到北京。此后，他担任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他还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18 年 10 月 29 日 21 时 28 分，王光英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 100 岁。

中国新闻周刊：《“红色资本家”王光英：在悼词中这位党外人士被称为“同志”》

北青政知新媒体：《曾多次被拒绝入党的“红色资本家”走了》

人民政协网：《周恩来总理称他为“红色资本家”，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