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花甲的王宏斌如今已经很少管理村中的事务了，他的身份依旧是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过去的那几十年里，他这颗“大心脏”也跟着南街村的发展起起伏伏，村民们也早就习惯了找他拍板任何重要决策。

中国的村子有很多，像南街这么有名的还是极少，无论是繁荣与没落，都与王宏斌这个主心骨的决定密切相关。

“红色亿元村”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速最为猛烈的时期，很多人趁着这阵东风起家，创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

由于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也有许多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王宏斌便是其中之一。

1978年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分田到户”拉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种新制度的优越性很快体现出来。

农民可以根据经验与市场需求自主决策，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稳定的收入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伴随出现，也同样加强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沟通，提高了农产品的流通性。

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任何变化都该被拥抱。

南街村也很快搞起了分田到户制度，在1981年，村中的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当时刚兴建起来的面粉厂、砖厂也被转为私人承包。

在很多地方承包制都展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可王宏斌却发现了南街村存在的问题。

这个村子的地理条件优越，和附近的城市间隔不远，很多村民都开始迈向经商之路，根本不把分给自己的那点地放在眼里，那些靠生意发家致富的案例更是促使更多人继续走向这条路。

大多数村民都把地转给其他人耕种了，几年过去，南街村的粮食产量不增反降。

砖厂和面粉厂也很快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承包人的口袋里财源滚滚，可那些工人却被拖欠工资，人们纷纷去找王宏斌讨要说法，这件事一度闹到了县委。

什么事都没搞好的情况下，王宏斌觉得单干这条路走不通了。

从1986年开始，他要求村民们不得将手中的田出租、转让，鼓励村民把土地交给集体，在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下，800多户村民的责任田终于回到了集体手中。

按照高层的指导思想，分田到户本就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若是各地一哄而起没有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反倒把好政策给用坏了。

集体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南街村于1988年耗费20万买来一套制作方便面的设备，商品刚刚上架便供不应求，那时就连来南街村进货的车子都得排队。

在尝到甜头后，企业迅速扩大生产，每天都能产出400吨方便面。

有了方便面厂的成功案例，王宏斌更是认为这条路一定可行，他持续推出了包装厂、冷库、糕点厂等项目，还在1992年涉足印刷厂行业，那时南街村的工农业产值已经突破亿元大关。

王宏斌其实已经意识到：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做什么都能赚钱，这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决定的。

而南街村以极强的号召力把大家汇聚起来，有点类似于“开挂”的感觉。

取得了成绩，村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王宏斌却陷入了思考：南街人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能够长期延续的发展思路？

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他苦思冥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一位伟人：毛主席。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中本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若是能借用毛主席思想将南街人民武装起来，那大家始终都是有目标的。

很快，毛选开始在村子里流行，大喇叭中也经常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经典曲目。

为了能把这件事做好，王宏斌坚持自己每月只拿250元工资，并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此外，南街村内还大力推行着雷锋精神和“傻子”精神。

实际上，在南街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有权力都在向王宏斌一人靠拢。

即便村中有着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这三大班子，但所有工作人员都听从王宏斌一人的安排。

而村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又被牢牢控制在王宏斌的手里，他创造了一套极为特殊的村民管理制度：“十星好村民”。

按照他所设置的规定：只要村民表现不好，就会扣除一颗星，当扣到6颗星时，就代表着该村民基本丧失了生存能力。

只要还在南街村生活，就必须得遵循这个规定，因为在集体制的大背景下，从上学一直到婚丧嫁娶都是南街村给的。

可在外界看来，南街村一片祥和。

1998年时村里就盖好了22座楼房将所有人搬了进去，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村民的生活支出基本为零，而按照王宏斌的说法：“我要让村子里的人富得一分钱都不用存。”

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在这里，南街村的领导集体对王宏斌没有任何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重压之下的祥和终究是虚幻的，总有胆大的人站起来反抗。

第一个“表示不服”的人出现于1999年，他是村大修厂厂长耿宏。

因为检查卫生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要求搬出村民楼，住进了还没来得及拆迁的旧房中，那里被村民们称为“西伯利亚”，意思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耿宏来气了，当即要求王宏斌落实国家政策，他自己要承包一块土地。

几年后，越来越多的“挑战者”出现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具备经营头脑，不甘居于人下。

毫无例外，这些人都选择了离开。

这似乎也预示着南街村的奇迹只能是昙花一现。

“天堂”与“牢笼”

外界眼中，南街村是个其乐融融的乌托邦；可随着村民们的认知逐步提高，大家逐渐发现这里是个被封印的“牢笼”。

王宏斌尝到了身份赋予的荣耀感，这么些年来他始终维护着这片使他功成名就的沃土，为了彰显优越性，他甚至找人修起了城墙，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子彻底隔绝开。

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很多全新的赚钱思路开始涌现。

有几位南街村集团的高管向王宏斌建言：融资上市是一条绝对可行的道路。

王宏斌当即投了反对票，他是“一言堂”，这一票已经能杜绝一切。

随着旅游业蓬勃兴起，王宏斌从中看到了新的机会：这么些年来一直都在宣传毛主席思想，为何不制造一个“红色旅游圣地”？

于是，他又斥巨资复制了遵义会议旧址、毛主席故居、西柏坡等标志景观。

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南街村已经开始出现了收入下滑、村民不满等情况，因为资金问题，王宏斌设计的“四卷楼”最终没能成功开业。

法律意义上宣告南街村“公有制经济”终结的时刻发生于2004年。

在股东大会上，1809万的股本转让给了王宏斌本人，其余的大头都转给了他麾下的各位高管。

另一边，南街村也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相比于最开始的“东风起”，当时正是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时期。

担任总经理的窦彦森回忆：“我是2004年年底接任总经理职务的，到了之后才发现，集团的账目上竟然没有一分钱，很多听到点风吹草动的人都说南街村根本撑不过第二年的劳动节。”

至于原因，这些高管都很清楚。

由于没有其他稳定的资金渠道，南街村一直靠着银行贷款来维持运作，那年正好银行收紧不给贷款，这就导致南街村集团的资金链断掉了，账面上那些用来生产的本金也因需要还上一笔贷款被银行划走。

令人惊愕的是，当时南街村的总负债高达17亿，总资产为26亿，只有9亿是净资产。

各种言论甚嚣尘上，一向能拍板决策的王宏斌也无可奈何。

或许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亦或是认同王宏斌的发展模式，困难关头，还真的是村民们救活了南街村。

为了能恢复企业运行，很多村民都自发捐款，凑足了100万让优质企业先开始运作，当这些企业的产品售出后，再拿这些钱用于其他企业运作，一步步下来，所有企业都流转起来了。

其实发生在2004年的危机已经能够证明王宏斌走向失败，好在支持他的人不在少数才又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

从2007年到2011年，南街村的发展规模再度壮大，王宏斌十分感动，这反而使他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把村民的帮助视为自己应该带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动力。

就算生产恢复了正常，可南街村每年需要偿还的贷款利息仍然高达8000多万。

为了坚持自己的想法，王宏斌每年还会从账上掏出2500万来维护村民的高福利，涉及村民的入学、医疗、住房等多个项目。

有一位南街村出生的人曾到广东一所高校读书，在交了学费后，他就会找老师要发票，老师还不解地问：“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届，你还是第一个找学校要发票的。”

这位学生笑着说：“我要回去找人报销。”

在光环之下，外界的人也不容易看清南街村的运营规律，他们只是单纯的认为这个村富得流油，没想到这种半遮半掩的宣传方式还能为南街村吸引来不少人才。

只要来到南街村并且有贡献，户口在外地的人才就能成为南街村“荣誉村民”，村子里也会很大方地给此人分一套房子，跟本地村民享受着同样的待遇。

度过危机的多年后，王宏斌也越来越有工作兴致了，他还说：“未来这里还要变，还得有更大的版图。”

有记者前来询问他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会工作到南街村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天，现在还不会寻找接班人。”

一直到如今，王宏斌仍然在这个岗位上奋斗，即便他的两鬓已渐渐泛白。

在2023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创新不单单指产品的创新，还包括各项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南街村属于幸运的个例，因为他们的企业经受住了30多年的市场考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这些，也促使王宏斌始终活跃在新闻媒体上。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