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毛主席与周总理用自身行动彻底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就算在外国学者眼中，他们都是“航海家”与“水手长”。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毛主席也有着自己的智囊团，每当有重大战略决策时，他也会倾听其他人的意见，周总理在这个阶段一直给他当第一副手，这种搭配也是基于历史决定的。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最佳拍档

毛主席在共产党军队中领袖地位的确立，与周总理密不可分。

1934年广昌失守后，国民党主力直逼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也基本宣告失败。

一场紧急的会议后，红军主力决定撤离，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很多决策还得通过共产国际的同意。

李德当时是共产国际驻派中国的军事顾问，他与博古、周总理组成了“三人团”，军事上的事情由李德负责，政治上的事情交给博古，而督促军事计划实施的重任则由周总理全权负责。

当时毛主席是需要接受差遣的，军事方面的干部就这件事询问周总理的意见。

周总理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一定要让毛主席随红军主力一起撤出中央苏区。

按照最初的计划，红军将一直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前进，可在国民党追兵占据主动权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一切能够按照计划行事？

当国民党军察觉到红军动向后，马上就在赣南、湘东南等地构筑了4道封锁线，并派遣重兵围追堵截。

这4道封锁线几乎将红军逼入绝境，在战士们的顽强拼搏下，3道封锁线都被突破，而第4道防线才是真正决定生死的，这便是“湘江防线”。

此战相当惨烈，周总理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指挥，他还关心着毛主席的情况，并焦急地询问道：“毛主席渡江了没？”

看到毛主席走来，他才松了一口气。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数量从最初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博、李二人依旧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与二、六军团汇合。

他们想到的事情，蒋介石同样想到了，一支20万人的大军聚集完毕，摆下了口袋阵等待红军到来。

毫无疑问，这就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毛主席站了出来，他向周总理阐述利弊，周总理是何等智慧之人，立即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上，张闻天与王稼祥二人支持毛主席的提议，让部队转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不仅能打几个胜仗恢复士气，还能使部队得以休整再寻出路。

从这时开始，周总理就渐渐意识到毛主席是那个能够掌控时局的人，可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二人手中。

好在周总理的地位十分稳固，在他的领导下，部队改道，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占领黎平县城的时候，国民党20万大军早已被甩在身后，李德仍提出北上汇合策略，他再度拿出“共产国际”来压制毛、周二人。

周总理始终尽力力挽狂澜，他觉得事关重大难以解决，便决定开会。

说是开会，实际上就是一场又一场激烈的争吵，毛主席据理力争，提出“去湘西建立根据地压根就不现实，按照目前情况，建立根据地要去湘黔边地区。”

这些声音能被诸位军事指挥者听到，周总理功不可没。

没有周总理就没有通道会议的顺利召开，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也不可能得到采纳。

历史书上都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遵义会议的召开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湘江之战后，实际上的最高层指挥者一直都是周总理，博、李二人一个无可奈何、一个只会发脾气；猴场会议中，不仅将李德排除出去，同样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进一步准备。

1935年1月7日，红军迅速占领遵义，周总理与军委纵队进驻了老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他下令立即把宅子打扫出来。

按照程序原则，会议是由博古主持召开的，而博古的发言主要还是在强调客观原因。

周总理的副报告中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明确提出了军事领导方面的错误，也从主观上做了检查，丝毫没有推卸责任，很多话都说到了各位将领的心坎里。

这种出于公心的发言很快打动人心，对会议形势的扭转起到关键性作用。

有了这重要的一步，毛主席才在后来进行了长篇发言，他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对于每种情况的分析都十分到位，让大家切实感受到这正确的军事思想应该是怎样的。

王稼祥、朱德、周总理继续发言，他们全都认同毛主席的提议。

会议取得的成果是后来红军转危为安的关键：肯定了毛主席的作战基本原则、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担任总书记。

虽说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他与周总理、朱德一样全力支持着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那场关键的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还说：“若是周总理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战略家与战略家的精诚合作

尼克松曾这样说过：“毛主席是决定大事的人，周总理是负责执行的。”

这话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但最起码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在了解中国的过程中，尼克松阅读了大量与毛、周二人有关的书籍，他发现毛主席的发言与决定总是势如破竹，周总理给人的感觉是更为细致的。

实际上，周总理从来不是一个只会机械执行命令的人，他是一位战略家，同样能够运筹帷幄。

中共七大之后，中央书记处一直起着中央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的作用，毛主席为首，而其余几位都在提供着思考后的建议。

每一步的军事决策都决定着中国历史的走向，战场是瞬息万变的，统帅也无法面面俱到，这就更加考验战略指挥体系。

在《大决战》这部电视剧中，就凸显出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五大书记的集体决策方式。

从细节也能看出，五大书记并不是全部扎在军事上，他们也各有侧重。

刘少奇就在党务、经济建设中投入更多；任弼时在军委中的角色与众不同，最高统帅部实际上是毛主席主导、周总理为辅。

朱德也有着自己的重任，他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重要职务，于1947年与刘少奇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委，并在7月正式进驻西柏坡。

当时，中央前委由毛主席、周总理和任弼时主要负责，他们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与协调；中央工委则在华北工作，全权由刘少奇与朱德指挥协调。

如此一来，毛主席身边最为得力的助手就是周总理了。

周总理不仅有大局观，多年来指挥作战也完全彰显出强大的指挥能力，邓颖超后来都回忆道：“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就是总参谋长，很多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再由主席审批；或者他先去找主席请示，双方谈好后再由他来贯彻。”

尤其是三大战役期间，前线的战况瞬息万变、极为焦灼，毛主席始终在思考着胜利的方向。

每天都有大量的军事电报来到这里，最先看到的就是周总理。

他对于全局本就是把控的，因此在审阅电报后，他会先考虑好自己的意见，也在地图上明确标记，随后再去找毛主席商量。

一旦做出了决定，那么重要的文电一般是由毛主席来亲自起草传给前线的将领们。

周总理曾说过：“转战陕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这个司令部的面积确实很小，可那一封封传出去的电报足以改变世界的格局；司令部内长期在场的其实也只有两三个人。

很多重大的决策确实也是毛主席做出的，他起着主导作用，但很多具体的问题都是周总理在协调与把控。

虽然建国后周总理的肩膀上也没有“星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是统帅级别的，不亚于任何一位新中国的元帅。

梁簌溟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周总理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毛主席只要召开会议，特别是在建国后，他讲话向来是思维跳跃的，有时还会海阔天空，究竟讲的怎么样，别人未必会明白，但周总理全部都明白。”

接下来在贯彻落实的时候就由周总理来了，他能很好的把毛主席的讲话细分下来并贯彻下去。

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地步，主要是因为周总理足够了解毛主席。

经过漫长的革命历史，他们之间是互相熟悉的，尤其对对方的为人、心理特点都是有数的。

回顾长征之前的历史，周总理在一段时间内的地位都要高于毛主席的，当他发现毛主席的思想能真正挽救革命后，他根本不在乎自身地位的变化，主动将毛主席推举上去，一直将毛主席视为“帅才”。

记者斯诺曾多次接触过毛、周二人，他也说过：“他们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几十年间，周总理从来都没有过个人野心，而毛主席也看到了周总理身上那种能够鼓舞人心的卓越才能，他们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绝对不是表面上的上下级关系。

在与毛主席的关系上，周总理一直都是极为放松的，他在政治舞台上也有着自己的风格。

由于毛主席的思想自成体系，周总理也在各个领域有着深入思考，他总能给出毛主席很多诚恳的建议，这些建议又进一步完善了毛主席脑海中的那个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 这位伟大的总理就被人比作“周公旦”。

由于身上的担子很重，周总理每天顶多只能睡上几个小时，这件事几乎人尽皆知，就连远在越南的胡志明都知道。

胡志明于1968年抵达北京后，向周总理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希望你能考虑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个小时。”

考虑到实际情况，周总理还是遗憾地回答：“我做不到。”

滚滚历史长河，似乎还真的找不到比“毛周”更厉害的组合，他们相识之初，就注定成为中华民族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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