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加紧时间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蒋介石却依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导致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中国人民的抗战高潮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对蒋介石还在前线不断催促与共产党对抗的政策极为不满，最终发动了“兵谏”，虽说西安事变总体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的，可这其中仍然有着伤亡情况出现。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某种程度的必然

作为推动西安事变最为关键的人物，张学良就注定将站在风口浪尖。

他的思想变化有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作为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的儿子，他曾接受过欧美民主思想、也协助过父亲发展实业，少帅的人生向来顺风顺水，可到1928年起就变了。

那年，日本人设计炸死了他的父亲，对他来说，这是国仇亦是家恨。

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他归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走上了追随蒋介石的道路，特别是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的通电支持使得冯、阎同盟迅速瓦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不得不顾及蒋介石的安排，承受着不抵抗的罪责，顶着全国的骂名踏上了出国考察的道路。

自从1935年回来后，他对蒋介石可以说是唯命是从，生怕惹得蒋介石不高兴。

或许在此时的少帅眼里，只有蒋介石能够帮助他完成复仇的任务。

昔日的老家东北已经完全被日寇践踏，张学良回来后，身边也一直充斥着“希望他能够重振旗鼓抗日”的声音，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给他的安排竟然是鄂豫皖“剿总”副司令，让他带着东北军去找红军作战。

不难想象少帅的内心是何等痛苦，他说：“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的不抵抗，现在我希望蒋介石能更改我们的作战任务，让我去打日本人，那样战死也会更有价值。”

可在蒋介石的强硬推动下，张学良还是去和红军作战了，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令他极为震惊，现在的红军早就能够对付他的东北军了。

一个结论出现在张学良的脑海：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

在中华民族存亡关头，张学良最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于1936年1月25日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大家应该共同抗日，积极开展东北军上层人士的工作。

那年10月，蒋介石之所以能飞到西安来，还是为了解决西安出现的战事不利问题。

张学良一次次努力，希望能让蒋介石把枪口对准日本人，而蒋介石的回应则是油盐不进，他还大张起鼓地宣传了自己新的战争计划；张学良被骂得狗血淋头，蒋介石在训话中更是说：“要把‘不忠不孝’的军人予以严厉制裁。”

30万大军被摆在郑州为中心的一线，蒋介石的部署，不仅是要继续自己的计划，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的问题。

12月4日，蒋介石的专机再度降落西安机场。

这次他给张、杨二人提供了两个选择：要不就去服从命令，调集东北军进攻苏区；要不就把东北军挪到福建那边去，中央军来继续执行作战指令。

张学良彻底失望了，他对应德田说：“道理已经讲遍了，他就是没有一点回心转意的意思，过于顽固。”

2天后，他向蒋介石最后一次“哭谏”，慷慨陈词、声泪俱下。

蒋介石对张学良早就没什么耐心了，当张学良痛哭流涕时，蒋介石竟毫不犹豫地打断：“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给打死，我的政策都不会发生改变。”

紧接着，就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这也是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一次灾祸。

当时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运动，蒋介石的特务竟然直接开枪射击制造危险。

学生们在纷纷向蒋介石请愿的过程中，蒋介石竟然下令“用武力制止”，否则就“格杀勿论”。

执行这个指令的仍然是张学良，他心中苦闷不已，对学生们说：“你们的意见我一定传达到，请你们回去，我保证一个星期内就达到你们的要求。”

这句话放出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西安事变由此进入实操阶段，虽说是一场相对和平的事变，倒在血泊中的人依然不少。

12月12日凌晨2点，东北军卫队2营的孙铭九直奔华清池，负责袭击华清池的正是张学良的卫队营，他们装备精良、准备充分。

蒋介石是有私人卫队的，双方很快爆发激战，由于事发突然，蒋介石的卫队也晕头转向，很快就被打垮。

这场突如其来的“兵谏”中，蒋介石侍从卫队成员伤亡的数量达到了17人之多，其中有一个名叫萧乃华的中校秘书当场阵亡。

卫士长的名字叫钱大钧，他当时被一颗子弹贯穿肋肩。

此外，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张华还成为了东北军涌入后第一个被打死的人；中尉特务员汤根良、中士卫士洪家荣、厨师周少山等人全部被当场击毙。

在“兵谏”过程中，还有个身份比较特殊的人死于非命，他便是蒋介石的亲侄子蒋孝先。

蒋孝先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还曾参加过东征陈炯明之战，1926年后就跟着蒋介石参与北伐，从湖南打到湖北，曾有过赴日本考察学习的经历，1936年10月刚刚获得少将军衔，绝对是蒋介石的得力心腹。

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少将只能当2年。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凌晨，蒋孝先正乘车从西安向临潼行进，半路就遇到了东北军，被押送到华清池；当蒋介石离开后，他就被打死了。

至于他被杀死的原因，有人说：“他对学生们干得坏事太多，还曾训斥过张学良，张学良当时也不高兴，认为蒋孝先这种级别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训斥自己，东北军自然就要为他们的少帅报仇。”

事变之后

蒋介石的侍卫们都在“一线”，死伤惨重是一种必然。

另一边，杨虎城的行动中同样造成了伤亡情况的出现，他的17路军负责执行要送军政要员的任务。

由于整个晚上的事情都非常突然，所有执行任务的军队成员都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当士兵们冲向国民党要员聚集的“西京招待所”后，局面很快陷入混乱。

邵元冲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他听到嘈杂的声音后顿感大事不妙，立即跳出房间翻越围墙逃离。

这个过程中，士兵们发现了他，纷纷向他开枪。

邵元冲就这么身中五枪不治身亡了。

显然，邵元冲的死根本就不在张学良的计划范围内，他在多年后回忆往事时也说：“杨虎城的部队压根就没有纪律可言，那些官兵大多出身草莽，个个都是胆子大、主意多的人，很适合这种造反的行动。”

张学良原本觉得用这些人更容易推动事情进展，在华清池的行动中他还派遣了一名土匪出身的师长，可他没想到的是，只要枪声一响，这些人压根都不受控制，造成了很多预料之外的问题。

杨虎城部完成了押送任务后，顺道洗劫了一家银行，把经理都给杀了；尽管杨虎城后来表示了歉意，还花了很多钱作为赔偿，只要蒋介石能重新出来，他就必然难逃虎口。

发生于那一夜的事变不仅使得国民党内部极为震惊，就连中共这边都觉得事发突然。

形势瞬间变得诡异莫测，内战的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而当时毛主席就已经收到了张学良发送的特急电，电文并不长，“兵谏”两个字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秘书们马上把电报交到了毛主席手中；就连杨尚昆都表示：“我虽然听说过张学良考虑过‘兵谏’，但没想到他真的能把蒋介石给抓起来。”

毛主席读完电报顿感事关重大，马上召开了一场领导人会议，同时还有一封电报发往莫斯科方向。

立足长远，毛主席说了这样一段话：“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蒋介石也不能交给人民去审判。

红军各部队听闻这件事都陷入沸腾，而毛主席则明确反对内战扩大，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当时的主要问题应该变内战为抗战，要争取南京、争取西安。

这样的道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通的，蒋介石带给红军的巨大危害，毛主席又何尝不知呢？

那个月底，周总理会见了蒋介石本人，经过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同意达成协定，也邀请周总理前往南京谈判。

25日，是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经洛阳返回南京，这次，张学良不会再回来了。

蒋介石成功恢复领导权后，红军内部确实也有一些战士想不通，一位年龄较小的学员都急哭了，问道：“他杀了我们这么多同志，为什么不把他杀了？”

毛主席的解释很耐心：“大家的心情都能理解，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就更不能感情用事。”

还有人担心蒋介石背信弃义，毕竟这事他可不是第一次做了。

而毛主席对这些问题早有思考，他也表示：“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都唯恐我们不杀蒋介石从而内乱，蒋介石本就怕死，经历了一次，他就会明白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

最高超的分析，依旧是基于人性角度的。

十年内战由此告一段落，国共合作抗战已是大势所趋，周总理是1937年3月回到延安的，毛主席亲自去了机场迎接。

但蒋介石终究是心胸狭隘之人，他不会任由那些曾“伤害”过他的人那么舒服。

张学良从此被软禁，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杨虎城将军就没那么幸运了。

自从西安事变后，他就失去了对西北军的控制，本来出国的他为了抗战又偷偷返回国内，结果被特务关押了12年之久。

1949年秋天，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这个时候蒋介石都没有忘记处理杨虎城，命令军统特务用匕首将他捅死，还用化学药剂处理了尸体。

他也同样是因西安事变而殒命的一位将领。

因此，所谓的和平只是范围上的，还是有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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