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在北京准备参加中共八大的耿飚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让他马上去一趟中南海。耿飚顿感有重要事情，因为毛主席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经常是深夜批阅文件，凌晨睡觉直到中午，一般要到下午才接待访客。如今八大即将召开，毛主席一大早就要他前去。耿飚心里想着，脚下不敢怠慢，立即驱车赶到中南海内游泳池旁。

这时，毛主席正从游泳池上来，看上去已经在池内游了好几圈。主席披上一件浴袍，亲切地招呼耿飚一起吃早餐。两人的早餐很简单，就是一碗面条，两碟小菜，其中一碟是毛主席最爱吃的青辣椒，在火上烤一下，蘸着盐吃。

毛主席一边给耿飚夹菜，一边问他对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聊了几句后，毛主席话锋一转，神情庄重地说：“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西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门还不行，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

“你能不能把这扇西门推开？”毛主席问道。耿飚清楚，毛主席的指示是重要的战略决策，他当即向毛主席保证，“我们一定努力贯彻，相信能够推开这扇西门。”

毛主席的指示当然是战略决策。当时，新中国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有了一些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美国在东南亚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又在中东策划“巴格达条约组织”，在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军事包围圈，而这两个组织的连接点，就是巴基斯坦。

耿飚当时是驻巴基斯坦大使，因此毛主席专门将他找来，就是要跟他谈这个问题。毛主席认为，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但是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别国有经济贸易往来。而当时对外的窗口，仅有香港一个南大门。要想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巴基斯坦这个西大门尤为重要，毛主席希望耿飚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耿飚在外事活动中

从地理位置上看，巴基斯坦的西部地区与西亚相连，而东部地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当时称东巴）靠近东南亚。50年代中期，美国在拼凑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时，便选中了巴基斯坦这个联结中东和东南亚的南亚国家，作为构成其军事锁链的重要一环。

1954年9月8日，在美国的策动和组织下，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的代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会，讨论订立军事同盟条约的问题。经过一番策划，在会上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即人们常说的《马尼拉条约》。按照美国的解释，订立该条约的目的之一，是“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其实质就是反对新中国。该条约于1955年2月19日生效，与此同时，各缔约国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

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接着，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相继参加该条约，并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虽然只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却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给这个西亚地区性的军事组织印上了反共反华的烙印。这样，美国就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两条锁链，通过巴基斯坦联结起来，在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军事包围圈，一般称之为新月形反华军事包围圈。

然而，这个军事包围圈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可突破的点，正是“枢纽”巴基斯坦。早在1951年，还是英联邦一员的巴基斯坦，就跟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演讲后，巴基斯坦总理曾提出保证：如果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或者发动世界大战，巴基斯坦将不会参加，正如巴基斯坦并未参加朝鲜战争一样。

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耿飚的巴基斯坦大使身份。1956年初，巴基斯坦决定废除自治领制，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为国家元首。耿飚也成为了巴基斯坦废除自治领制后，第一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而军人出身的耿飚，跟同样有着将军身份的巴基斯坦首任总统米尔扎非常投机，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当然，毛主席选中耿飚，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大使身份。事实上，耿飚原本是驻瑞典大使，在1956年初跟韩念龙对调，成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换句话说，毛主席极有可能早就有了主意，让耿飚去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对于耿飚的能力，毛主席再信任不过了。

1930年9月，醴陵县21岁的游击队长耿飚，带领30余名游击队员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此，他成为毛主席麾下的一员战将，屡建功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与比他大16岁的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1年5月，蒋介石调动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耿飚这时已升任红九师参谋长，他和师长徐彦刚、政委刘英一道率领全师指战员，英勇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战斗。5月6日拂晓，红九师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路紧急行军，徐彦刚、刘英和耿飚三人策马飞奔，拐过一个山嘴，看见总政委毛主席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指着一条伸向山间的小路，正在与当地的一位向导交谈。在他身旁，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蹲在路边，把那条小路标在地图上。毛主席见徐、刘、耿他们来了，立即下令：“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小路，直插中洞，聚歼敌人。”

对这条小路，耿飚并不陌生，前几天他还派人侦察过，并标在军事地图上。这是一条荆棘丛生、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只有猎人、采药人和私盐贩子才走，但却是通往中洞的捷径。耿飚拿出随带的军事地图，与黄军长核对小路的位置，毛主席走近一瞧，夸奖耿飚说：“对！打仗就要先搞侦察，深入调查。”

在毛主席的部署指挥下，红九师指战员爬过这条云层里的小路，有如神兵从天而降，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打得昏头转向。以至于后来，耿飚一提起毛主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名句“飞将军自重霄入”，就倍感亲切，因为这个“重霄”正是毛主席当年指向的那条小路。可以说，初出茅庐的耿飚，就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毛主席看来，耿飚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有一股机灵劲，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随后的第三次反围剿中，耿飚更是展现了超出常人的能力。仅仅读过几年私塾和工人夜校的耿飚，竟然啃下了一本满是外文公式的《工程学》，并用现学的知识，带着一群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战士，在河上架起了好几座桥梁。要知道，耿飚所有的外文知识，仅限于在水口山当童工时，从毛泽覃那里学到的几个英文单词。这样强的学习能力，不得不让人惊叹。

长征中，耿飚先后担任红四团团长、红一师参谋长，担负着红军开路先锋的重任，在强渡乌江、四渡赤水等重要战役中，都很好的完成了毛主席的战略目标。长征部队过草地后，在向六盘山挺进的途中，毛主席、周恩来和耿飚在一起。行军途中，耿飚等人指挥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一个骑兵团，毛主席高兴地对耿飚说：“你们总结一下打骑兵的经验，今后要多注意这些‘六条腿’的敌人，听说西北有‘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哩！”

耿飚有一套在草地上打骑兵的经验，他汇报说：“敌人骑兵乍一看倏忽而来，倏忽而去，速度很快，但只要两三个人背靠背围成一圈，专门打马，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主席连连点头：“这个打法对头，这叫做‘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他还指示，不能把尾追红军的敌骑兵这条“尾巴”带进陕北根据地。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6月，红一师的耿飚、杨成武、谭政3人进入“红大”第一期学习。毛主席常来讲课，与耿飚又有了师生之谊。一天，毛主席幽默地对耿飚他们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耿飚接过话茬，笑着说：“我们参的是马列主义之‘禅’，悟的是中国革命之‘道’。”毛主席朗声说：“耿飚不愧为‘高参’，还真能悟出个道道来！”

毛主席喜欢耿飚的悟性和敏感，又诙谐地说：“我的老乡，你的姓名有四个‘火’字，看来你真可以掀起燎原大火！”说着，将话锋一转，问道：“给你取名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

提到名字的由来，耿飚向毛主席讲开了：1909年8月26日，耿飚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黄达嘴乡龙形坳严家冲，原名耿在忠。他家贫寒，弟妹又多，一家大小全靠父亲在外做泥工糊口。母亲指望有一天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首先便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耿在忠身上。一天，来了一位算命先生，她把长子的生辰报上，算命先生作古正经地说：“你儿子的‘八字’倒是不错，可惜五行缺火。”于是，她请一位私塾先生替长子另取一个名字。塾师查找字典，发现“飚”字有三个“火”，音韵铿锵，又有“暴风”之意，挺大气的，就给他改名“耿飚”。毛主席听罢，哈哈大笑：“你老家叫龙形坳，果真出了你这条‘火龙’。”

在“红大”结业后，耿飚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副政委兼参谋长，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耿飚先后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组织了正太、青沧、保北、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兰州和宁夏等战役，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彪炳史册的杰出贡献，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最为赏识的战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官。中央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高级将领去当大使，耿飚便是其中的一位，成了出任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他立即投入了参加出席联大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然而，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使台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窃据着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新中国的代表团被摒绝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鉴于这种情况，耿飚被改任为驻瑞典王国大使。

耿飚在外事活动中

有一天，将军大使们围观了外国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的过程，结束后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耿飚自1944年离开延安后，已有六年多的时间未见到毛主席了，这次能有机会再次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心里感到格外喜悦。十位大使们在大厅里迅速排成一行，身躯魁梧、满面红光的毛主席走过来依次和大家握手。当

毛主席和耿飚握手时，他风趣地说道：“哟．老乡来了，我们又见面了。”

耿飚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主席，您好！”

毛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又说：“长征时，我在你那吃过西瓜，甜酸苦辣成五味俱全，还有那顿饭吃得很好；在延安，还吃过你送来的老虎肉……”

站在一旁陪同毛主席接见的周恩来，接过话茬说：“可是，今天这里没有‘五味西瓜’和酒席招待你们，只有白水一杯！”

在谈话中，毛主席对坐在一旁的耿飚说：“你是到瑞典去的，要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们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耿飚在瑞典任大使期间，牢记毛主席的嘱托，认真执行党的外交工作方针，充分发挥使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建馆工作，为增强中瑞之间的往来、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深受毛主席的赞许。1956年初，耿飚离开了瑞典，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份了解与信任，毛主席才将“打开西边大门”的战略任务，交给了他的小老乡耿飚。

其实看到当今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就知道这扇西大门，必定是成功打开了的，但具体到耿飚的执行上，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1978年，耿飚受邀参加中巴喀喇昆仑公路竣工典礼 1978年，耿飚受邀参加中巴喀喇昆仑公路竣工典礼

当巴基斯坦因大水而出现粮荒时，耿飚致电国内，请求支援。周总理亲自批示，以正常贸易价格卖给巴基斯坦6万吨大米，另外在无偿援助大米4000吨。美国在援助的面粉袋上都印着“美国援助”的字样，做足政治宣传，而中国却只在米袋子上印了“中国”，而不印“援助”。

此举在巴基斯坦舆论反响异常热烈，大家异口同声称赞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是“不含政治目的”的“真诚”。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并不富裕，粮食产量并没有达到饱和状态。但即便如此，在巴基斯坦有难时，还是能慷慨解囊。所谓患难见真情，也就是如此了。

作为回报，巴基斯坦在棉花涨价时，唯独对出口中国的棉花维持原价。这样的相互援助，在中巴之间，还有很多例子。除此之外，耿飚还积极推动两国的民航和交通部门建立中巴航线，开通两国间的公路交通。

1963年，《中巴边界协定》签署，按喀喇昆仑山的分水岭划界，流入中国河流的流域划入中国，流入巴基斯坦河流的流域划入巴控克什米尔。

直到如今，中国跟巴基斯坦之间，还保持着铁一般的关系，这当然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外交人员的努力。但毛主席当年的战略规划，跟耿飚这位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开拓进取，无疑是起到了“根基”一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