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的一天，上海，聂荣臻匆匆忙忙感到周恩来家中。周恩来当时在上海，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聂荣臻在他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当聂荣臻敲开门时，周恩来碰巧不在，他只好告诉邓颖超大姐：
“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顾顺章叛变，这个消息的劲爆性，不言而喻。顾顺章是上海宝山人，自幼好斗习武，早年入南洋烟草公司当钳工、工头，参加过帮会组织，还会耍魔术。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制烟工会，积极投入罢工斗争。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到上海总工会，参与训练工人纠察队。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回国后，他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队长。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1927年5月，顾顺章转移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负责人，兼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任命顾顺章为特科负责人。1928年11月，为加强对中央特科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顾顺章成为中央特委成员之一(其他两人是向忠发、周恩来)。1930年9月，他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党组织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当中，而顾顺章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保护党的主要领导人，正是他的工作之一。这样一个人，对每一个党中央领导人的情况，住在哪儿、活动情况，包括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尚未暴露身份的统治情况，他都一清二楚。
1931年3月，中央决定叫顾顺章为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工作布置路线。4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竟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客观而言，顾顺章聪明能干，熟谙业务，为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他入党以后，没有彻底改造帮会习气，政治方向不明确，政治信仰不坚定。平时贪图吃喝玩乐不说，还喜欢为所欲为。譬如，他曾经拟定计划，要用几箱炸药，爆炸一个旅馆，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
顾顺章被捕当天就叛变。他以自己知道内情多为资本，出卖灵魂，奢望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升官发财。面对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长蔡孟坚，顾顺章居高临下，吩咐道：“你赶快安排飞机，本人要见蒋总司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为了让对方清楚自己的“实力”，顾顺章当即供出红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驻武汉交通站的具体地点，导致两个地下党组织被摧毁，10余人被捕。
顾顺章
顾顺章告诫汉口方面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幸好，徐恩曾那天去上海度周末了，电报被时任徐恩曾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翻译和获悉。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钱壮飞译出急电后，明白情况万分紧迫，立即亲自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当时的中央特科除了顾顺章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而作为日后的开国元帅，聂荣臻为什么也会出现在上海，赶去给周恩来送如此关键的情报呢？
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从而决定赴法勤工俭学。在国外的五年时间中，聂荣臻加入了共产党，先后在法国、比利时及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聂荣臻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欧洲求学时期的聂荣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之后，聂荣臻又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到香港，接替牺牲的张太雷，领导广东的军委工作。1930年初，聂荣臻跟贺昌被调到天津，领导顺直省委的工作，半年后又被调到上海，进入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党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聂荣臻到特科时，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以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当时的特科由三个人领导：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周恩来时决策人，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向忠发挂名不管事。
中央之所以调聂荣臻到特科，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因为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引起了党的警惕。陈赓曾对地下党员柯麟说：“我们二人如果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参加革命前，在上海开过一家魔术店，是个流氓无产者。他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就趾高气扬，胡作非为。当时还没有人想到他会叛变，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因此，聂荣臻到中央特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
顾顺章当然也知道聂荣臻来干什么的，对自己的放荡行为是不利的，所以想各种办法刁难聂荣臻。他是特科负责人，要给人小鞋穿，谁也拿他没办法。他知道像聂荣臻这种从国外回来的“书生”，没有搞过特科这种事，再加上初来上海，人生地不熟，经验不足，就专门给派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也不能说不去执行，好在他并没有被难道，交代的任务都完成了。
在特科的每一天，聂荣臻都是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很晚才能回来，有时候甚至过了午夜十二点。而在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有时候甚至是通宵达旦开会或采取行动。
当时，聂荣臻是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因为新闻记者可以到处跑，行动方便。做地下工作，有恰当的职业掩护，才能深入到各种群众团体之中，广泛地接触群众，而不被敌人发觉。
在特科工作了大约三四个月后，聂荣臻被调到了中央军委，成为了周恩来的助手。早在留法期间，聂荣臻就跟周恩来结实，后来不管在黄埔军校，还是在组织工人运动，乃至南昌起义时，聂荣臻都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中央军委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和支持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他们不仅向各根据地提供情报，还为根据地输送干部，提供药品和其他物资。前方有些重要的伤病员，也转到上海，由军委掩护到有关医院治疗。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营救被捕同志。在搞“兵运”工作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种工作又被称为“挖墙脚”，譬如策动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发展爱国将领吉鸿昌入党。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从事着地下工作。
就在这时，出现了顾顺章叛变事件，聂荣臻得知后，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而在当时的上海，有能力处理好整件事情的，非周恩来不可。同时，周恩来作为中央重要领导，也必须在第一时间转移。因此，聂荣臻匆匆赶到周家，不巧的是，周恩来外出了，他只见到了邓颖超大姐。
顾顺章一到南京，就受到陈立夫、徐恩曾的召见。他出卖了打入徐恩曾领导的中统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同日，他还见到蒋介石，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办事处、中央特科联络点、共产国际远东局等机关以及周恩来、王明、向忠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具体地址。根据顾顺章的口供，徐恩曾拟定了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行动计划。
当天上午，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火速组织了中央机关的转移和疏散。徐恩曾带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会同上海警备司令部、英法巡捕房，调集200多人，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进行了大搜捕，但是一一扑空了。此后，顾顺章为了表达对国民党的忠心，指认和捕杀了恽代英、蔡和森等中共党员，还举办特务培训班，撰写《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为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出谋划策，建议特务机关采取“自首不杀”政策（即共产党人被捕后不要杀害，而要劝降，甚至派回共产党内充当奸细），企图消灭中共地下组织。
事实表明，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凶恶的叛徒，其叛变投敌的危害和威胁是不可估量的。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立即陷入极其险恶的境地，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危机应对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事实上，周恩来早已经对顾顺章的堕落行为有所察觉，派聂荣臻进入特科约束就是一种防范措施，安排顾顺章亲自去送张国焘，也是为了将其调离特科。这样的警觉，也为周恩来在处理顾顺章叛变的危机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面对千钧一发的险恶形势，周恩来立即转移自己的办公室，决定把江苏省委的陈云调入中央特科，然后召集聂荣臻、陈赓、洪扬生、李强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1）销毁大量机密文件；（2）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适当换用新的领导秘书；（3）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4）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5）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联络方法和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施紧急改变；（6）寻机惩治叛徒顾顺章。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进行了具体分工:陈赓、刘鼎负责转移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陈云负责转移江苏省委机关;李强负责转移共产国际远东局;陈养山协助陈赓通知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内线，并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把四五百人的地下党组织和领导人转移到安全地点，这是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但是，周恩来凭借非凡的意志和智慧，科学预测，周密部署，高效率地作出了处置顾顺章叛变事件的正确决断。
4月27日凌晨，敌人开始动手了，在顾顺章的带领下扑向上海的目标。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当他们冲进中央机关时，看到的只是冒着的一缕缕青烟和摇晃着的电台天线……
原来直到一切紧急措施采取完毕，工作都做完了，周恩来才化妆改扮成一位贵妇人，撤离中央机关，刚刚与敌人擦肩而过，骤然消失了。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凶恶的叛徒。周恩来事先对顾顺章的违纪行为进行了监控和防范，并在顾顺章叛变后果断提出了应急方案，积极推动紧急决策的落实与调整，使得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表现出高超的危机决断能力。
为了躲避顾顺章，聂荣臻不得不搬家。工作虽然在继续进行，但危险性很大。过去与顾顺章交往很多的人，就经常待在家里，不敢上街，组织上也开始考虑这些人撤离上海的问题。1931年12月，聂荣臻告别妻子和正牙牙学语的女儿，奉命离开了上海，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此之前，叶剑英、周恩来、刘伯承都已经转移到了瑞金。
在去瑞金中央苏区的路上，聂荣臻沿着南昌起义失败后撤退的道路，逆向而行，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感到瑞金后，聂荣臻见到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大家都分外高兴。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自从他们离开后，上海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有谁牺牲了，有谁叛变了，有谁又落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