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胡同位于东四南大街东侧，大约是清代末期至民国时期的建筑，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条胡同住过许多知名人物。

几百年的老胡同发生的故事数不胜数，历史随着时间一点点淡去，但当人们走过胡同，看着邓颖超写下的“好园”、史家小学里飘着的国旗、51号院子的号码牌，手摸着老院子斑驳的墙壁，感受历史的呼吸脉搏。

2011年，章含之之女洪晃带着怨念和不舍搬出史家胡同51号，一段历史才算尘埃落定。

入住史家胡同51号：洪晃的童年时光

史家胡同位于东四南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院子坐北朝南，都是三路四进院落。三组四合院最东侧为51号院，其大门位于院落东南隅，大门一间，远远望去，一对圆形门墩，两扇红漆板门，四枚梅花形门簪，好不齐整。

沿着这条幽静的胡同漫步而行，每一个门牌号的后面都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历史……如今故人已去，只留下宅子和钉在墙上的号码牌。北京史家胡同51号曾经住着名门鸿儒、外交奇才、末代名媛，洪晃就出生在这里。

她的外祖父是大律师、著名学者、民主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章士钊，她的母亲是著名女外交官章含之，以高贵、美丽、优雅而为人称道。

百年来，章士钊见证过民国的兴衰，章含之经历过国家的胜利和“文革”的苦楚。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正在香港的章士钊接受了参会邀请。

在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带领下，章士钊召集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乘船经大连、青岛，辗转来到北平，出席大会。

在会上，章士钊被选任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0月1日,章士钊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自此之后，章士钊决定定居北京，之后，他将家人们一一接到北京来居住。

同年11月下旬，奚贞携其女儿章含之、儿子章可乘火车抵达北京。

起初，家属到京时，章士钊并没有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求解决住房问题，而是应友人朱启钤之约住在他家。

早年，章士钊与朱启钤一起共事，识见颇投合，多年未见却仍亲似一家。1949年后，他们再度相会，朱启钤将其东四八条住宅腾出后院的北屋让与章士钊及其家属居住。

1959年，章士钊搬入史家胡同51号院，章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之久，史家胡同51号、53号、55号院是史家胡同中部三组并列排布、格局相近的传统四合院落群。1959年，周恩来总理探望章士钊时，发现一代鸿儒居然挤在这翻身都困难的小居室内，心中酸涩，于是着手协调解决，在周恩来的建议和毛泽东的应允之下，章家选中了史家胡同51号院作为新寓所。

史家胡同那所大红门里的童年曾经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小洪晃直到十岁之前，身边还围绕着那个时代在别处已经十分少见的时髦人物，他们大多是衣着讲究，谈吐文雅的学者和名媛，其中，风度气韵上，以其母章含之最为绝胜。

许戈辉后来采访洪晃，问道：“你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洪晃答道：“我小时候一直因为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而我妈妈是个大美女，所以，所有人对我的衡量标准首先是“像章含之”，可我不像。”她进而想起儿时碎忆：“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北京饭店吃饭，那个时候北京饭店只有有点关系的人才能进去。在多数人看来，住在史家胡同的人，也算是说得上话的。”

“一走进去，北京饭店的服务员就问:“章含之，这就是你的孩子？她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你？她长得可不如你好看。”大家都这么说，异口同声。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特丑。”

史家胡同内里：别有洞天，大气庄重

在章含之的记忆中，瘦削的父亲始终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他最后一部巨作。

这指的就是章士钊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柳文摘要》。章士钊从搬入史家胡同51号之后，就开始了此书的写作，到1965年初步完成。

史家胡同51号的院子门内迎门硬山一字影壁一座，二进院正房三间，进深七檩，前后廊。一进院有正房三间，进深七檩，原为前后出廊，现前部廊已改造，封入前檐墙内。

章士钊在51号院前后居住了约14年。章含之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这房子是个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我们家迁入时，本来应是一个前、中、后院齐全的四合院。“可是母亲坚持不要那么多房屋。国务院管理局无法说服她，只得把后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后院了。这真是个极大的遗憾。”

该房原有木装修颇为精美，进深方向的柱间装饰套方灯笼锦的两组隔扇，形似八角落地罩，但八角框的位置为实心并开设一扇屏门，其顶部为一个楼阁式书橱，上带朝天栏杆。

正房两侧耳房各一间。三进院正房五间，进深六檩。东、西厢房各三间，进深六檩，前出廊。四进院有后罩房七间。正、厢房间建有抄手游廊连接。

当初，章家人搬进这院子时，院中树木都已栽齐。后院北屋房前是两棵开粉红色花的海棠，前院是那两棵榕树，高大而优雅，绿荫遮盖了整个小院。

“外祖父说过，我们北房门前的两棵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洪晃回忆道。

后来，其母章含之在书中写道：“多少年来，我心中一直想着这大红门,它应是从门外跨进来,随之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

“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

1972年下半年，也许是觉得自己的学术生涯已差不多到尽头了，章士钊提出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再尽一份努力，到香港走一趟。周恩来则认为章老年事已高，九十二岁了，不适合长途劳累，迟迟未给答复。

最终，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同意了章士钊的香港之行。1973年5月23日，一架中国民航专机载着老人和子女一行人，由北京飞抵香港，离开了他居住了十多年的史家胡同51号院。

同年7月1日，因水土不服且年事已高，章士钊在香港与世长辞。

烟波四十九载：搬离史家胡同，索赔巨额赔款

2008年，章含之去世后，拥有该院产权的外交部曾三次要求洪晃一家搬出，洪晃却感到不能接受，随机要求外交部支付三十年的维修费，双方打起了官司。

洪晃对史家胡同51号的感情十分复杂，在青春期时期，她痛恨自己出身于此，但这一所坚固的宅落，却又真切地给过她庇护。

她说：“我觉得我小时候的生活，没有真正意义上脱离那处大红门之前，是跟我的同龄人脱钩的。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挺艰苦的时候，而且非常动荡的时候,我却完全是在一个暖瓶里头,说白了是有点腐朽,我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头长大的。所以在走出这个四合院之前,我几乎是不识人间烟火。”

但在就读于外语附中之时，她却常常不愿回家。她自叙道：“我当时觉得，过分优越的生活是一种耻辱，所以我开始特别恨家里给我的东西，包括我所居住的宅院，因为这些，我融入不了集体。”

洪晃对于史家胡同51号，的确有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她曾言明：“史家胡同51号是当年毛泽东送给我外公的，但是送的是居住权，没有送产权，因为没有给房产证。”

“我外公也没有要。外公过世后，乔冠华搬进史家胡同51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房产归属于外交部了。根据外交部出示的产权证，似乎是1990年。”

其实其母章含之尚在世之时，就思虑过许久——这套房子要怎么办？但终究还是没想到解决办法。洪晃说：“她们那代人其实对于财产归属权的概念很弱。”

2011年7月经法院调解，史家胡同51号由外交部收回。

不久，洪晃在微博发文宣布：“今天终于把史家胡同51号还给外交部了，至此，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特权阶层，这值得庆祝一下。”

洪晃与外交部的“史家胡同51号”之争终于有了定论,这个曾生长于大红门的女儿将在15天时间内搬离。

在洪晃的记忆中，史家胡同51号院厚厚的大红门，是一出出悲欢离合。如今的史家胡同51号院，经历过搬离及拆迁风波之后，红门朱色依旧，只有那段历史，静静地等待着后人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