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的长城抗战，本来形势一片大好。

商震第32军，已经控制了从马兰峪到山海关之间所有要塞。

宋哲元第29军固守的喜峰口固若金汤，大刀队的威名让日军闻风丧胆。

徐庭瑶第17军在古北口也稳占上风。孙殿英第41军，在察哈尔省沽源一带驻防。

连续四十多天的惨烈战斗，日军已经战死四万多人，根本无力发动新的攻势，而受汤玉麟临阵脱逃影响，致使士气低迷的20多万东北军，也已基本恢复了战斗力。

另外还有活跃在热河、冀东前线的74路抗日义勇军，总兵力超过50万人，被编为6个军团，这些义勇军虽然武器装备简陋，但他们战斗热情高涨，又大都是当地人，熟悉民情、地形，他们给日军造成的威胁，一度超过参战的主力部队。

比如说在3月上旬，义勇军第二军团李纯华，率领500多名义勇军战士，长途奔袭承德县城东红石岭的日军炮兵阵地。

成功缴获大口径火炮四门，另外还有各种长短枪1700多支。

李纯华利用缴获的大炮，轰炸日军军营，造成300多名鬼子丧生，绝望的日军摸不清虚实，曾一度打算放弃承德。

而这种无孔不入的游击战术，打的日军首尾难顾，主动收缩兵力，放弃了不少地方。

为了抓住难得的时机，四位军长联名致电光头，准备发起收复热河的行动。

作战计划没有被批准，却等来了钦差大臣何应钦。

4月26日，何大人发布第一道命令：整饬、取缔河北境内的抗日义勇军，救国军。对有“赤化”倾向的义勇军首领，一定要严办。

很快“河北省互济会”，“平津抗日反帝大同盟”，“河北抗日救亡会”等抗日武装的70多位负责人，人头落地。数十万抗日义勇军纷纷散去。

何大人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让人震惊又无奈。

4月30日，绝处逢生的日军迅速恢复攻势，3000多人包围了抚宁县城。

守城的是以“冀东抗日义勇军”第57路军为基础，刚组建的新编108师王思耀旅8连，全连只有80多个人，连长姓崔。

对于这种杂牌军，何应钦根本不屑一顾，就谈不上出兵增援了。

崔连长率领八连孤军奋战，以牺牲八人的代价，击毙日寇322人，创造一个小小奇迹。

当天夜里，崔连长违抗“战至最后一人”的军令，趁着夜色突出重围。

事后崔连长被枪决，所部士兵被编入商震的第32军。

5月6日，日军逼迫何应钦放弃滦东五县。

日军死了3000多人，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滦东五县，凭一句话，就轻而易举的纳入囊中。

5月14日，日军占领滦州，17日，占领唐山，22日，日军兵不血刃的占领香河、通州、牛栏山。

31日，何应钦派出全权代表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协定变相承认了日本对包括热河在内东北四省的占领。另外还规定冀东22县，为非军事区。

这也意味着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关、山海关都沦陷日寇之手，广袤的华北大平原，对虎视眈眈的日寇门户大开。

6月1日，《塘沽协定》墨迹未干，日军就集结兵力，兵分两路，从沽源县平定堡出发，对察哈尔省发动进攻。

6月15日，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佟麟阁等人组建的“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总兵力8万多人。

16日，何应钦命令庞炳勋第40军、傅作义所部、冯钦哉第七军，开赴察哈尔，对“抗日同盟军”进行围剿。

20日，“抗日同盟军”北路，在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的指挥下，经过激战，成功收复察东。22日收复康保县城。7月1日收复宝昌、沽源。

7月7日，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连续血战5个昼夜，成功收复察哈尔省重镇多伦。

战事吃紧，日军兵力捉襟见肘，被迫将唐山以东日军撤入关外。

何应钦不敢觊觎冀东，却派宋哲元带兵进驻察哈尔，接管“抗日同盟军”收复的失地。

8月5日，在各方势力的压力下，“抗日同盟军”被迫同意，将军事要地张垣、宣化、沙城让给宋哲元。

9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进驻怀柔县城。

何应钦致电日军，请求出兵驱逐。9月29日，在北平以北40里处的大小汤山，方阵武和吉鸿昌率领的抗日武装，遭到国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

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抗日同盟军”弹尽粮绝，伤亡殆尽，残部6000余人，被迫向国军关麟征、冯占海投降。

就这样，从1月1日开始的长城会战，于10月初正式结束。

期间日军损失兵力7.7万人。他们百思不解的是，参加战斗的抗日武装战斗力并不弱，为什么光头如此怯战呢。

既然拿准了光头的底牌，日军接下来要价更是肆无忌惮。

11月9日，何应钦的代表殷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下一份不平等合约，规定长城各关口由日军来控制，中国军队无权过问。从此察哈尔省也沦为“非军事区”。

何应钦消极抗日，引得河北百姓非常不满。

12月11日，兴隆县黄花川民团团总孙永勤，举行抗日起义，起义部队2000多人，活跃在兴隆、承德、平泉、迁安、遵化等地。

1月22日，在迁安县上梨树峪村，“工农红军京东游击队”正式成立，队长樊永春，政委樊顺。

3月18日，孙永勤率领抗日游击队在黄花川，伏击下板城的日军，击毙、俘虏日军330多人。

孙永勤一战成名，抗日游击队迅速扩展到5000多人，于5月1日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

七月，热河天气大旱，夏粮绝收，日伪不肯放粮赈灾，导致普通民众饿殍遍野，仅7月3日一天，平泉县就有300多人饿死。

为了活下去，在冀东和热河，先后爆发了20多次抗日起义，抗日游击队游走于崇山峻岭间，经常出其不意的袭击日军。

日军伤亡惨重，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给何应钦施压，让他派兵“剿匪”。

7月中旬，黄埔毕业的中共党员李运昌，在滦南县沙沟子村，成立“滦县抗日救亡会”，短短半月时间，这支抗日武装就发展到1500多人。

9月24日，日军在承德县的小白旗、涝洼等5个村庄，将他们认为有抗日倾向的无辜村民150多人，抓进承德监狱严刑拷打，最后有100多人被活活打死。生还者也大都落下终身残疾。

10月27日，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与日酋土肥原贤二签下《秦土协定》，正式将察哈尔省划为非军事区，并坚决限制河北和山东“闯关东”的百姓经过察哈尔。

11月4日，光头到河北“视察”，5天后，他下令处决抗日名将吉鸿昌。

同一天，日军逼迫光头，将河北省省会从天津迁往保定。

11月26日，日军以演习为名，动用两个师团，“扫荡”北宁路唐山至滦县之间的抗日武装。

滦县抗日民团首领高志远，利用大雾天气，引得东西对进的日军自相残杀。

炮火很猛，交战的日军，都认为碰到了硬茬子，都拼尽全力的进攻。

这场大雾，直到上午11点多才散去，500多名日军，惨死在这场自相残杀中，至于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1935年1月22日，日军动用10辆坦克，大口径火炮20余门，飞机九架，步兵11,000多人，向宋哲元的第29军阵地发起猛攻。

结果飞机把炸弹都投到日军头上，当场炸死700多人，这次规模空前的进攻，只能草草收兵。

2月19日，日军以“护侨”为名，进驻昌黎县城，开始对冀东22县实施军事占领。

21日，高志远鼓动马城民团发动抗日起义；他的好友陈宇寰，率领胡各庄等168村联庄会积极响应。

起义部队人数2万多人。在日军的围追堵截下，缺枪少弹的起义部队伤亡很大，被迫向沿海一带转移。

24日，由沧州、静海、杨村等地抗日民团组建的新保安大队，共2000余人，秘密进入冀东。

各路抗日武装，把日军折腾得焦头烂额。

3月10日，日军借纪念“日俄战争”30周年为名，动用2万多人，在榆关、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塘沽等地，展开规模空前的巷战、野战“演习”。

结果让人啼笑皆非，进行野战“演习”的那路人马，一个抗日游击队的影子都没看到。

而进行巷战“演习”的人马，都遭到抗日游击队优势兵力的打击。

为期三天的“演习”结束后，200多名参与巷战的日军被击毙，还有300多人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自此以后，日军一直竭力避免与抗日游击队发生巷战。

在冀东诸多抗日游击队中，孙永勤无疑是打的最好的，他最擅长的战术就是瓮中捉鳖，就是把躲在据点里的鬼子连窝端。

孙永勤端鬼子据点非常高效，平均两天一个，起义后一年时间里，被孙永群端掉的据点就有160多个。

按照一个据点50头鬼子算，被孙永勤干掉的日军也有8000多人。

可日军只说他们失踪了5000多，就算他们没有说谎，这个数字也蛮惊人的。

1935年5月24日，日军将孙永勤的抗日游击队，包围在兴隆县的茅山。

战斗中，孙永勤遭遇日军空袭不幸牺牲，他的抗日游击队大部牺牲，最后只有1400多人突出重围后，成功转移到迁安县。

日军拿抗日游击队没办法，只能故技重施，继续对何应钦施压。

7月6日，何应钦与日酋美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第一，国民党军撤出河北。第二，允许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五省“自治”。

关于第一条，何应钦爽快的答应了。第2条，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答应。

美津美治郎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首先允许河北和察哈尔“自治”。

宋哲元的第29军，因为不是光头的嫡系，日军认为可以收编他们做伪军，所以第29军留在河北，在北平、天津一带驻守。

为了逼何应钦就范，日军在冀东陈兵三万。

就在何应钦左右为难之际，刘子厚和王光华同时发起冀南大起义。

起义部队活跃在滏阳河两岸的9个县，随后在广宗县李家庄合编为“华北抗日讨贼救国军”第一军第1师，师长刘子厚，副师长王光华。

何应钦终于抓住了救命稻草，命令宋哲元率领5万大军去镇压。

1936年2月，起义宣告失败。

2月17日，牛文长等三兄弟，在任丘县组建的抗日游击队，也遭到当地民团的袭击，兄弟三人全部遇难。

而何应钦似乎在这件事上着了迷，他将河北划分为4个“剿贡”区。每个区都驻有重兵。全然不顾日军向河北大举增兵。

仅仅两个月时间，日军就向北平派驻了6000人，天津8100人，另外铁路沿线每隔30公里都设1个留守处，每个留守处定额180人。

9月8日，已经完成兵力集结的日军，炮击驻守丰台的第二十九军。

宋哲元命令手下禁止还击，并于第2天撤出阵地。

11月下旬，已经完成对察哈尔占领的日军，又开始觊觎傅作义守卫的绥远，结果在百灵庙碰得头破血流。

其实百灵庙大捷只歼敌1300多人，其中大部分还是伪军，可架不住阎锡山宣传的调门高，一时间晋绥军就成了无敌的代表。什么慰问金，慰问品都铺天盖地的涌向晋绥军。

百灵庙最大的意义，是让宋哲元知道了，什么是名利双收。这些年他驻守平津，手下的第二十九军，名义上已经扩展到10万雄兵，靠的还是大刀队的名头。

宋哲元知道日军的真实战斗力，更后悔凡事都听何应钦的，最后搞得泼天富贵与自己擦肩而过。

于是宋哲元发了个声明：第29军不再参与内战，保卫河北，保卫平津。

这招真还挺好使，几天后，伪军头目张世英率领1500人反正，归入到第二十九军麾下。

为了表示诚意，日军派驻到伪军队伍中30多名教官，被当成了投名状。

日军命令宋哲元把张世英交出去，但遭到严词拒绝。

于是日军继续向平津增兵5000人。

5月27日，张北、崇礼等地民众，开始大规模的冲击日伪特务机关，杀死日伪特务，抢夺枪支。

同日，宋哲元下令，各地学生暑期不放假，集中进行军训。

日军以违背“何梅协定”为由，提出严正抗议。

6月23日，日军派出300多名特务潜入北平，试图通过暗杀制造混乱。结果被29军士兵看出端倪，将这些特务一网打尽。

6月25日日军集中15,000多人，在通县、丰台、宛平等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战争迫在眉睫，冀东、平北、平西等地陆续爆发大规模的抗日起义。

张北、康保、崇礼三县的日伪武装，全部被起义部队缴械。

当时冀东最大的抗日武装是“反殷（汝耕）自治军”，兵力1万多人，军长名叫王道，指挥部设在马兰峪。

清东陵位于马兰峪，日满军投鼠忌器，不敢深入其中。

这支抗日游击队四处出击，杀的日军胆战心寒，却又无可奈何。就连这个王道军长的真实身份，日军始终都没搞清楚。

卢沟桥事变初期，交战双方打的都不太坚决。

宋哲元认为适当的抵抗，可以提高谈判的筹码。因此吉星文团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日第1枪，宋哲元却离开部队，回山东老家养病去了。

而日军认为，宋哲元并非光头的嫡系，他的第29军，超过90%都是河北籍战士。只要招降了的宋哲元，顺带就收编了第29军。毕竟这支部队战斗力不俗，日军想要击败他并非易事。

第29军将士抗日的决心如此坚定。战争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程度。

不少资料上信誓旦旦的记述，日军在战斗中参战兵力只有8400人，其实这纯属胡说八道。

由于第29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潘毓桂，早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29军的调动，尽在日军掌握之中。

非但如此，日军还知道，第29军实际兵力只有78300人，编为4个战斗师。主要分别驻扎在北平、天津、保定等地，在北平的守军，只有三万多人。

日军为了速胜，集中了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华北驻屯军第一、第二联队，进攻北平的总兵力达到48,000多人。

另外日军还集中了6.2万人，驻扎在北平周围，他们是用来打援的。

可是直到八月初，北平失守，也只有傅作义率领一个师，从绥远方向赶来增援，顺利收复日军占领的商都县，随后遭到日军重兵拦截，他们甚至动用了空降兵。

其他国民党军都隔岸观火，按兵不动，坐看第29军与日寇苦战。

7月28日，日军动用一个师团，加一个联队的兵力，对南苑实施攻击。

守军兵力匮乏，正在参加军训的1600多名大学生组成学生团，赶赴前线。

叛徒潘毓桂及时的向日军透露了这个情报。日军随即调整进攻方向，把学生团的阵地，当成主要突破口。因为这些大学生没有作战经验。

学生团的战士们作战机热情高涨，师长赵登禹为了防止他们轻举妄动，在学生团的阵地前埋设了大量地雷。

结果鬼子搞偷袭，冒冒失失的闯进雷区，被地雷炸的尸横遍野。

鬼子刚闯过雷区，学生团的战士们就端着刺刀冲了上来。这一仗鬼子死了1300多，大学生团也只剩下不到600人了，但他们依旧死战不退。

日军吃了大亏，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到潘毓桂身上，认为他是故意把鬼子引入雷区的。从此潘毓桂失去了鬼子对他的信任，对他提供的情报都丢进了厕所。

唯一可惜的就是学生团出动时间太晚了，如果再早上10天，谁胜谁负，还真是个未知数。

7月29日南苑失守，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

包括学生团在内，南苑守军一共有7000多人，最终5000多人血染疆场，生还的1000多人中，学生团就占了将近一半。

卢沟桥事变中，日军对自己的伤亡人数一直讳莫如深。

但最保守的估计，他们战死人数也在7000人以上，日军中将田代皖一郎也死了，我们说他是被击毙的，可日本人说他是病死的。

还有日本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岗部孙四郎，他还有个特殊身份“天皇特派员”，日军说这厮是陷入重围后，和40多名亲随自杀的。

而我们说他是被击毙的，守军利用岗部孙四郎的尸体做诱饵，射杀了四五十名前来抢尸体的日军。

另外就在7月28日当天，一个驻扎在通县的伪军保安团集体反正，并将260多名日军顾问全部杀死。

7月30日天津沦陷，第29军残部开始沿运河两岸向南撤退，并在距离天津以南50公里的大清河南岸构筑新的防线。

此时光头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紧急抽调商震的第32军，在束鹿（辛集）和宁晋线之间设防，关麟征的第52军，协同曾万钟的第三军退守保定、霸县一线设防，东北军万福麟的第53军，也在大清河南岸设防，另外津浦铁路以东，庞炳勋的第40在独流减河南岸设防。

从地图上可以看清楚，国民党军在华北平原上摆放了6个军，呈一字长蛇阵，这也是北宋时期和辽国的传统分界线。

8月12日，日军集结10万人，沿平汉铁路向南攻击。

在开始阶段，国军各参战部队打的还是很不错的。

再加上那年大雨滂沱，洪水泛滥，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

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战斗，日军非但没有前进半步，反而丢失了几个军事要点。

8月21日，日军停止攻击。6万多关东军从张北黑风口入侵，相继占领了张家口怀来等地。

本来集结在这片区域的8.75万日军，星夜南下，补充伤亡惨重的南下部队。

可就在这个时候，淞沪会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光头给正在华北战场鏖战的部队下达命令，放弃河北，各参战部队驰援淞沪战场。

关麟征等人对这个命令非常不满，他直言：现在主动放弃河北，会让国民ZF丧失河北的民心。

但军令如山，河北前线各参战部队仓皇后退，日军穷追不舍。

9月15日涿州沦陷，24日保定沦陷。这些军事要地的失守，造成普通民众的极大恐慌。

唐县、南宫、景县、高碑店、衡水、任丘等60多个县城，国民党军都弃城而逃。

截止到10月18日，河北境内再无一支成编制的国民党武装。

由于前期的战斗太过惨烈，日军对占领区，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自从1937年8月23日宣化惨案，到1937年12月29日高阳县博士惨案，在4个多月时间里，日军杀害10人以上的惨案，就多达137次。

成安惨案遇难人数多达5718人，梅花镇惨案遇难人数也达到1547人。

邱县只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在惨案中遇难人数也多达808个。

日军的残暴并没有使河北百姓屈服，各地的抗日武装风起云涌。

1937年9月，八路军进军河北，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的抗日武装多达1700多支，参加抗战的人数，超过200多万。

日军在河北，陷入了游击战的海洋，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失踪。

例如在正定西上泽村，100多抗日游击队，摸进日军的炮兵阵地，炸死日军炮兵37人，用阵地上的炮弹摧毁大炮两门。

这一天是10月17日，10天前，日军在附近的岸下村，杀害无辜村民365人。

10月12日日军在梅花镇杀害无辜百姓1547人。

11月2日，马玉堂、李小贞率领的抗日游击队攻克藁城县城，击毙日军110多人，活捉日军俘虏47人。

李小贞出身绿林，讲究的是快意恩仇，他把活捉的鬼子都活埋在梅花镇外。

而当时，无论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军，都没有大量俘虏日军的记录。

10月29日，在临西县尖庄村，蒋焕臣率领的抗日游击队36人，在卫河河堤上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当场砍杀日军16人，而自己无一伤亡。

除了这些抗日游击队，一些普通百姓，面对日军凌辱时，也爆发出应有的血性。

在霸县姜家营村，有个村民高玉奇，家里的鸡被鬼子偷走了，他追上偷鸡的鬼子，用狗头敲碎了小贼的脑袋。

盐山县西古村，32岁的村妇霍代氏，与她17岁的小姑子霍小丫，听说鬼子进村了，她俩就躲进红薯窖里，三个鬼子钻进地窖，对姑嫂俩欲行不轨之事，结果都被打死了。

郭立山村有个村民郭铁民，是个唱戏的武生，两个鬼子骑兵追他，都被杀了。他缴获了两支骑步枪，得瑟的不得了，结果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

后来八路军首长还专门登门，去询问他的家人，步兵打骑兵的诀窍。

在河北农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杀死日寇的记录。

村子里有两种人会被看不起，一种人是助纣为虐，当了汉奸的。另一种人就是逆来顺受的，挨了鬼子欺负不还手的。

河北省成为八路军的“兵库”，几乎所有的抗日游击队都被八路军收编。

仅1938年，八路军在河北就新组建了184个战斗团，总兵力多达40多万，另外还有县大队，武工队，区小队，民兵、妇幼会、儿童团等等，是抗战时期，唯一一个全民皆兵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