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云：“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
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
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对刘邦来说，吕雉和戚姬都是他生命中的重要女人：一是昔日并肩打天下的发妻，一为今时日夜陪伴的爱妾。
然而，在感情的较量下，吕雉还是失败了。
吕雉“为人刚毅”，多年的征战生涯，早已让她失去了身为女子应有的柔媚、温顺，且“年长”，常年被刘邦“留守”后方，极少见面，加之青春易逝，年老色衰，自然很难讨得已今非昔比、坐拥天下的夫君之欢心。
然戚姬却因年轻貌美和出众的才艺得以长期陪伴在刘邦左右，关系自然要更亲近一些。
而刘邦对戚姬的宠爱程度也是非同一般的，“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
御史大夫周昌入宫奏事，恰好遇上刘邦拥着戚姬用膳，碰上前来奏事的臣子仍不避让，可从中窥见两人关系之亲密。
刘邦对戚姬的宠爱，除了让她“日夜侍御”之外，还体现在对她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的疼爱上，“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不类我”即不像自己，刘邦多次提及太子性格软弱，难以掌控复杂的朝廷政局。
表面上看，他是为了江山社稷才要改立太子，一切是为朝廷考虑的，其实则不然。
试想，若真是这个原因，刘邦最应该改立的是那些已然成年、可以主持国家政务的儿子，比如后来成为一代明君的汉文帝刘恒，而不是年纪尚幼、未知人事的如意。
所谓的“类我”、“不类我”仅仅是一个绝妙的借口，一个想要掩人耳目的托辞，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爱妃和爱子得以名正言顺的继承自己的一切。
凡是陷入感情之中的人，都难以逃脱感情的羁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唐太宗感到太子仁厚懦弱，似不尽称心如意。他又感到吴王李恪英明果断，类似太宗本人，想改立吴王为太子。”据史书记载，当日太宗想要改立吴王，并不仅因太子仁弱，其主要原因是他对吴王之母杨妃的喜爱和对吴王的疼爱，与刘邦情形颇为类似。
刘邦意图改立太子的原因，时人并非不知，留侯张良就曾明确地指出：“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
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张良跟随刘邦多年，对其脾气秉性了如指掌。
刘邦欲废太子之事，他看的很清楚：以前皇上由于数次处于危险之中，才有幸采用了自己的那些计策，如今天下安定，自然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何况现在皇上就是因为私心和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是家务事，就是有一百个张良也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张良此番话再次明确交代了废太子的原因——纯粹的情感转移，感情选择。正因为感情的介入，刘邦废太子的意志很坚决，多少人反对他都执意如此。
二高祖十年(前197)，刘邦廷议废立之事，宣告了废太子之争正式开始。御史大夫周昌第一个站出来强烈反对：“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周昌此时的激烈反对代表着大多朝中臣子的意见。
太子是储君，是国君的后备力量，一旦立了太子，若是没有重大过失，是不可以随意废太子的，更何况刘邦是废嫡长立庶幼，更难被朝臣接受。
太子太傅叔孙通更是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昔者晋襄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
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
可惜的是，不管是周昌的强谏，还是叔孙通的据理力争，刘邦要么是“欣然而笑”，要么是“详许之”，依然不管不顾，要继续实行自己废太子的计划。
此时，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到达目的。朝臣的强谏无效，让一直按兵不动的吕后大为恐慌，“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
刘邦欲废掉的太子刘盈，也即后来的汉惠帝，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卒于惠帝七年（前188），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阳里人，母亲为高祖吕后，吕雉多年来在朝中的势力和与功臣集团的联盟，使吕后与功臣的关系网牢不可破，“武有周吕、建成、舞阳之伦，文有留侯、叔孙、周昌之辈，以为辅佐……”
太子虽仁弱，有吕后和功臣的共同辅佐，也是可以控制住天下局势的，而如意却没有了立锥之地，所以当刘邦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的形势后，只得无奈地放弃废太子之举。
宋代文人张耒曾在《子房论》中深刻地分析过张良荐用四皓能阻止刘邦的原因：“彼高祖之为人，出于草莽战争之中，岂知废嫡立庶之说耶，故叔孙通之徒极其说而不纳，亦无足怪也。至于子房，巧引四老人而辅之，从容于片言之际，而太子得不易，虽戚姬如意之爱而卒不能间。
彼子房以为高帝者，虽非理之所能晓，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计则犹足以抒其平日之惑。
彼能屈其所难致者而为臣，则天下之心归之，天下之心归之而吾舍之，则必有祸，彼高帝虽不顾天下所当立，而亦知天下之所归者之不可易也。
此子房之所以为智欤！故折人于理，从者十五，感其心而动之，从者十九。”分析深刻透骨，观点新颖，史识不凡。
唐代诗人唐彦谦有《四老庙》一诗：“西汉储宫定不顷，可能园绮胜良平。举朝公将无全策，借请闲人羽翼成。”
此诗微含讽意，讽刺满朝功臣到关键时刻都不起作用，只能靠外人来稳定局势。虽是一家之言，却不符合实情。
当日阻止刘邦废太子的主要力量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等为代表的功臣集团，而不是四皓，四皓实质上只是招牌，是联盟打出来给刘邦看的招牌，目的是为了让刘邦知难而退。
因此，太子的羽翼是吕氏家族和功臣集团，而刘邦放弃废太子的原因则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形势，从而做出的明智选择。
种种史料记载显示，刘邦当日的废太子之举，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只是爱屋及乌，是情感的选择，后来放弃废太子则是看清形势后理智战胜情感的决定。
南宋词人卓田《眼儿媚》是以项羽、刘邦二人为吟咏对象的咏史词：“丈夫双手把吴钩，能断万人头。如何铁石，打作心肺，却为花柔。尝观项籍并刘季，一怒世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此词是卓田游览南齐名妓苏小小旧居时所作，先渲染两位盖世英雄建功立业的伟绩，再感慨大丈夫也难逃“花柔”，屈节丧志，红颜祸水、女色误人可谓是全词的主基调。
《金瓶梅词话》曾转引此诗作开场白：“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此为崇祯本《金瓶梅词话》首卷引录之词。此前话本只有引词，却并未有关涉项、刘二人的进一步评论文字，而《金瓶梅词话》在引用之后，还并着大段的解说文字，着眼于项羽之宠虞姬、刘邦之爱戚夫人，且由此引出“女色祸国”的论调。
项羽、刘邦二人都是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盖世英雄，而虞姬、戚夫人也是诗人反复吟咏的绝代佳人，简单地将他们归入好色或者误国之列，显然是不合适、不公允的。
但词话谈及刘邦废嫡立庶之真正原因，则是很有道理的：“那汉王刘邦……只因也是宠着个妇人，名唤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赵王如意。因被吕后妒害，心甚不安。
一日，高祖有疾，乃时被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七年，是位对稳定汉初政局起过较大作用的皇帝，被班固赞为“宽仁之主”。
然对刘盈而言，母亲吕后左右了他的一生。刘邦欲废太子，最为恐慌的不是刘盈，而是他的母亲吕后。
若自己的亲生儿子失去了皇位的继承权，也就意味着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和权势会发生变化，多年的心血和努力将会付之一炬。
短暂的恐慌后，她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尽可能地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努力维护自己和儿子的利益。
当有人提醒吕后可以找张良出谋划策的时候，她立刻差吕泽强迫张良想出解决的办法，张良无奈，只能献计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
张良先前也曾向刘邦进谏，但劝阻无效后，便托病不再上朝。他对朝廷的形势看得很清楚，也知道此事不是靠口舌可以解决的，同时他也不愿意卷入太子继承这种极度敏感的问题之中。
然而，身为朝中举足轻重之人，他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无奈之下，只得为吕后献计，让她派人“卑辞安车”，去请隐居多年的德高望重之人——“商山四皓”前来辅佐太子，使接下来的形势发生很大的逆转。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
《史记》中明确记载刘邦要废太子、立赵王事件的仅两次，均在汉十二年，尤其是在平定黥布叛乱受伤之后，刘邦觉得自己身体渐衰，想要加紧废太子的步伐，准备采取强硬手段行废立之事。
可是，四皓的出现打乱了刘邦的计划，唐代诗人李华《咏史》诗叙此事始末：“秦灭汉帝兴，南山有遗老。危冠揖万乘，幸得厌征讨。当君逐鹿时，臣等已枯槁。宁知市朝变，但觉林泉好。高卧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翁甚善，见顾何不早。咸称太子仁，重义亦尊道。侧闻骊姬事，申生不自保。暂出商山云，朅来趋洒扫。东宫成羽翼，楚舞伤怀抱。后代无其人，戾园满秋草。”
四皓的出现扭转了当时的局面，让刘邦放弃了废太子的打算。商山四皓在废太子之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历代诗人有多种评说，褒贬皆有。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初执意要废太子，周昌、叔孙通包括张良等劝谏都无效的刘邦，为何看到四皓跟随太子便打消了念头，再也不提废太子之事？四皓是否确有此通天的能耐？细究其因，当时的局面并非是四皓出山能扭转的，而是与这一事件所紧密联系的内在力量所控制的。
自古以来，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党派之争，刘邦放弃废太子，最大的受益者是吕后。而吕后此次得以保住太子，靠的不单是四皓的力量，主要是吕氏一族和朝中功臣集团共同的努力。
此时形势非常复杂，大多史学家将汉高祖时期的各股势力分为以刘邦为首的皇族势力，以张良、萧何、韩信等为核心人物的功臣集团和以吕后为中心的吕氏家族。这三种力量相互协调、相互牵制，共同维护着汉家的和平与稳定。
此时吕后的势力远远没有膨胀到威胁到刘氏天下的程度，且吕氏家族对于汉王朝的建立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吕后的大哥吕泽功封周吕侯，二哥吕释之功封建成侯，都曾追随刘邦起兵反秦、灭项羽，屡立战功。
吕后的妹夫樊哙更是刘邦的老部下，跟随刘邦征战南北。
而吕后则联合萧何、张良等替刘邦除去其心头大患韩信、彭越等，和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的关系还算是较为密切。
当面对刘邦欲废太子之时，吕后和功臣集团就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阻止刘邦废太子。
刘邦一直暗中计划废刘盈、立如意，皇族势力是他的，功臣集团的那些老臣也不可能不为他效命，自己的天下，再加上那一帮臣子的辅佐，如意定能控制天下政局。
然而，商山四皓的出现却让刘邦震惊，倒不是因为这四位老人有多么的不同凡响，而是隐藏在四皓身后的那一群人。
当年刘邦也是绞尽脑汁想要请这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辅佐自己，但均以失败告终，时隔多年，仁弱的儿子刘盈竟然可以将这四人招致，很明显，刘盈和吕雉的背后有高人指点。
试想，若是有此妙计献于刘邦，刘邦也早就得偿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