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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英在东欧国家发动的强大的宣传攻势，东欧各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正如档案文件所表明的，在1944-1948年，尽管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地位都加强了，军事政治检查及其强力部门都转入了共产党的手中，但毕竟暂时还未形成对新闻的垄断。

反苏宣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受到各国政府的限制，直到1947-1948年，在许多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在一定阶段内罗马尼亚）反对党报刊都没有遭受严格的系统的书报检查。

直到1948年2月，掌握在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党手中的报刊，在每日印刷的份额中还占据52%的多数。在罗马尼亚，直到1947年6月还在出版私人报纸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出版反对共产党及其组织的刊物，尽管共产党的报刊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在波兰，1947年出版的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报纸有735种，其中包括反对派的报纸。在这些反对派报刊的影响下，一些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反苏情绪在增长，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反苏情绪是公开化的。

在一些东欧国家存在的反苏情绪有着历史的原因，虽然由于苏军解放了东欧国家，战争结束后人们的自发热情使反苏情绪有所减弱，但是战后的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边界间题，赔偿问题，拆卸工业企业问题，苏联清点战利品小组的工作，苏军司令部的镇压行动（首先是在占领区内，苏军与当地居民的冲突)都产生了反苏情绪的土壤。

战后初期，苏联红军政治部第七分局给苏共中央的材料、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同苏共中央领导人的通信，以及苏联外交机构发给莫斯科的报告都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的挑战，和东欧国家反苏情绪的增长，苏联领导人迅速作出了回应，考虑到东欧各共产党的思想政治任务，苏共中央1945年9月29日通过了“关于改善苏联境外宣传的决议"，责成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苏联各组织（苏联情报局、对外文化协会、外国书籍出版社、国际图书出版署、苏联电影出口公司等等)提高苏联对外宣传的“进攻性和战斗性。”

与此同时，莫斯科严密地注视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心、图书馆和书店在东欧各国的活动。针对“敌人破坏红军声誉的行动”，1945年10月，苏联情报局在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提交的专门报告中，建议采取紧急的对策，首先是收集能够“败坏”盟国军队行为的材料，以便“以材料和事实武装我们在全世界的众多朋友，开展反宣传活动”。苏联情报局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苏联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这场激烈的斗争中，苏联明显感到自己是防御的一方，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德国，都传回了关于英美宣传活动极其活跃及其影响力急剧增强的报告，以及关于在这些国家里，苏联与其西方竞争者之间在宣传资源方面差距越来越大的报告。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结束使苏联失去了一张宣传的王牌，即红军在击溃庞大的纳粹军队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红军从苏联宣传活动的重要“资产”迅速地娈成了它的“债务”，苏联红军在占领区的行为，都会为敌意的宣传活动提供丰富的素材。

“关于红军在占领国家里的‘残暴行为’，尤其是‘强奸行为’的诽谤性通报，如潮水般涌来。”

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对外宣传自身的种种缺点。

第一，苏联针对东欧国家的文化宣传活动，没有充分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具有大而化之、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特点。

第二，苏联整个对外宣传工作的协调性很差。宣传工作缺乏针对性，绝大部分宣传作品专业水平较低，整个对外宣传机器效率低、灵敏度差、缺乏协调性，总是按照老的作法工作。

第三，苏联情报局的宣传工作极其薄弱，其效果极差。“它与美国和英国的宣传工作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美国和英国拥有宠大的机关、资金和占优势的技术设备。”

第四，苏联对外宣传活动粗浅和空想化、形式化、笨拙和公式化。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增强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是苏联在这一地区建立安全缓冲区的重要手段。正如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写道，“斯大林用意识形态来组织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来建立他的安全缓冲区。”

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对苏联安全战略的实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斯大林对苏联的宣传工作日益感到不满。

1945年底，他强烈叱责莫洛托夫和塔斯社的主编们把中央权力下放到各海外办事处，训斥他们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从莫斯科泄露出去。他还批评《真理报》“在国内外缺乏训练有素的办事人员”。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苏联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苏联的对外宣传，并给上层出谋划策。

在“对苏联情报局的工作，以及对苏联在境外的情报和宣传活动情况进行了解之后，委员会认为，苏联“在境外的宣传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极大地加强这项工作”，苏联对外宣传组织（苏联情报局、塔斯社、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国际图书出版署、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等)的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协调性”，委员会建议中央和外交部加强对它们工作的协调，并为其指明方向。

1945年秋，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门已经积极地恢复了他们的活动。档案中包含了大量有关意识形态措施的备忘录和预备文件，大部分都显示了“拧紧螺丝钉”的趋势。

针对苏联对外宣传工作令人不能满意的状况，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46年4月18日，苏共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严重缺陷和不足，委托日丹诺夫对苏联的宣传机构进行改组。

8月，苏共中央连续通过了三项决议。

第一个决议说，“中央委员会认为，目前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的训练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第二个决议说，“中央委员会指出，列宁格勒出版的两份文艺杂志《星》和《列格勒》办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第三个决议说，“中央委员会认为剧院的剧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自这三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决议起，苏联开始了战后大规模思想斗争运动，持续五、六年之久，遍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各界，影响深远。

同时，这三个决议的作出也使整个对外宣传工作更加严格化，成为“思想斗争”升级的一个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使这个斗争明显地开始超越“和平共处”的框架。

1946年10月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苏联情报局工作”的决议进一步指出，系统地揭露美国、英国及其他反动帝国主义集团，旨在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和煽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是苏联情报局工作应立即集中进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应对大国合作战略面临的挑战，苏联的对外政策也在逐渐向对抗的方向转变。尽管在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问题上是意识形态动机还是地缘战略动机占主导地位，学者们的认识不一，但现在多数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不能不对苏联领导者们的感知及其对外部世界的评价、对他们对西方国家行动的解释打上烙印。

根据马列主义学说，斯大林始终不相信苏联与西方大国的合作能够长久持续下去。早在1945年的秋天，斯大林就警告自己的战友：与西方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战后“缓和”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讲表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看法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看法无疑是极其明确地把现代资本主义与战争划上了等号，这一演说显示了意识形态因素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

随着意识形态因素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的增长，苏联的报刊重又开始强调西方集团的威胁，强调帝国主义伴随着战争。

1946年6月，苏共中央杂志上就已展开关于西方资本主义集团是苏联安全的主要威胁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出发点是，为了“英美”团结，同时追求扩张主义和反苏目的，英国准备充当美国的“附属国”和小伙伴。

1946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瓦尔加院士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对国际形势的这种解释仍占主导地位。1946年11月，在莫斯科庆祝伟大十月革命28周年大会上，莫洛托夫发表讲话，除谈到大国紧密合作经受考验之外（鉴于伦敦外长会议受挫)，他还提到了西方试图再次建立反苏集团的问题。

因此，他号召苏联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人民提高警惕。为了防止战争，防止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建立针对苏联的联盟，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个很好的战略选择。日丹诺夫认为，苏联在英美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英美之间的矛盾即将显现。美国的社会冲突在蔓延。英国的工党多次向英国工人承诺实行社会主义，现在他们很难后退。不久，他们不仅会和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且会和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

1946年6月《布尔什杂克》杂志发表的瓦尔加院士的文章的使命便是强调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引起的。从这些矛盾的观点出发，“殖民地问题”成了实现西方集团计划的主要目标，同时英国在未来竞争中的立场还是不明确的。

所出现的国际形势还是不固定的，有建立暂时还不清楚的某种联盟的倾向。换言之，瓦尔加通过分析得出的存在“英美矛盾”的结论，深刻地揭示了进一步分析苏联对外政策时的关键问题：现实形势决定了苏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采取利用现有的矛盾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外交手段。

总之，从1946年后半期开始，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宣传必须同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意识形态不同的两大体系存在“和平竞争”的可能，另一方面开始强调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趋势，世界政治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和进步方向，另一个是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反苏的帝国主义政策。

两大阵营对抗的思想开始出现在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中。苏联领导人对外政策的这种转变预示着他们开始对战后初期构建的大国合作战略，进行某种调整，来应对这一战略在各方面面临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开始考虑关于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档案材料表明，至少从1946年起，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联合组织的话题，就开始出现在斯大林同东欧某些共产党领袖的座谈中。1946年6月初，斯大林在同来访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明确向他们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想法。

在6月8日与铁托举行的会谈中，斯大林询问铁托是否有建立一个具有互换情报性质的新国际的必要。铁托表示愿意。

当晚，斯大林在别墅里宴请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时候再次谈到了关于建立情报局的问题。但是，显然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心，斯大林首先对共产国际进行了批评，说它用命令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在强调完全没有必要去复活任何形式的第三国际的同时，斯大林提出了建立一个情报机构的想法，“以便经常开会，交流一般的经验和作出各种决定。”

并且，斯大林强调说，这个机构作出的决议不能束缚任何对决议持有异议的政党。“在由苏联返回南斯拉夫后，铁托在他的记事手稿中写下了有关将要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职能的一些问题。其中在各党关系方面记载了：相互提供情报交流经验，“工作中的一般协调”，“消除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

情报局的政治目标有，“广泛宣传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支持世界进步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的斗争”。手稿特别指出了“与社会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和与“建立新的社会党国际的企图”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关于情报局“不能做的事情”，手稿写道：

第一，情报局“不能对某些党发布命令，如果该党不同意的话”，不能对它采取“惩罚性的措施”；第二，情报局“应该严格考虑个别国家的特殊性”。

尽管从铁托的记事手稿中，无法判断铁托所记载的关于情报局的职能问题，是铁托自己的意见还是斯大林的意见，但是，应该说，这一手稿中所提出的情报局的一些职能都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的需要。

东欧各党在内外政策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独立倾向使得他们需要向苏联提供情报，个别党在马列主义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使他们需要接受苏联的思想指导，与苏联“交流经验”，而个别党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来的独立倾向，使他们需要事先同苏联协调立场，消除与苏联之间的分歧。

面对西方向苏联发起的宣传攻势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反苏宣传，更需要创办报刊，“广泛宣传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增强苏联的影响力。在斯大林看来，“报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报刊是党“最锐利最有力的武器”。

建立共产党情报局问题的提出，还反映了国外某些共产党人寻求解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问题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焦虑和不安。

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人提出这一问题，也同当时在各式各样的政党（首先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在它们的报刊上展开的关于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陈旧过时”等等的争论有一定联系，并部分地是由这些争论而引起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1946年1月25日发表旨在反对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专题文章，也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关注。因为“当前有一些政党着重宣称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关于民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已经过时和已为实践所否定，并认为通过暴力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总的来说已被排除“。

这些问题的出现越来越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联合组织，对各国共产党的进行思想上的指导，在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联合政府政策遭受失败之后，苏联领导人加快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步伐。

1947年6月4日，斯大林在同哥穆尔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中，第一次向波兰领导人陈述了召开会议、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想法，并建议哥穆尔卡以波兰工人党中央的名义发起倡议召开会议，会议的目的只是交流情报和组建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

1947年7月16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哥穆尔卡给拟定参加会议的各党，即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发出了邀请信。邀请信里谈到，必须“讨论欧洲各兄弟党所面临的问题”，所以要召开“有某些共产党参加的地区性的情报会议”，“交换关于某些国家形势的情报，交换看法。”

邀请信还特别指出：“不追求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关，不想创办阐明某些国家工人运动的问题的杂志。”

但当哥穆尔卡发出这份邀请信，当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被纳入实际日程的时候，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的关于苏联方面组织这次会议的具体行动的报告中，确定了莫斯科完全另外的目的：

在会议参加者按照波兰工人党中央邀请信里提出的要求，听取和讨论关于每个党的情况的报告时，苏共代表团在会议上直接建议把邀请信中完全没有提到的两个问题关于国际形势问题和协调各国共产党行动的问题列入会议的日程，而且苏联代表团将根据第二个问题在会议上“提出成立情报局形式的与会各党协调中心的想法”。

至于斯大林和哥穆尔卡在会谈时，和后来哥穆尔卡邀请信中所说的成立出版机构的问题，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成了莫斯科主要意图——组建情报局的一个陪衬。

有人提出，为了取得波兰领导人的同意，斯大林在6月4日同哥穆尔卡会谈的时候欺骗了哥穆尔卡，隐瞒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意图。事实上，斯大林不是有意隐瞒，如果一开始苏联领导人就抱有建立协调中心的话，即使波兰领导人不同意，斯大林完全可以事先做工作，正如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时候对哥穆尔卡施加的压力一样，迫使他同意苏联的要求，何况邀请信还是由波兰工人党发出的，其中指明的召开会议的目的也是根据波兰工人党的理解提出来的，如果有意欺骗的话，斯大林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情报局其他成员中将失去威望。

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斯大林当时确实没有马上就建立协调中心的打算， 正如早先在同铁托和拉科西举行的会谈之后表述的一样，他最初只是认为，有必要使这一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具有互通情报的性质，为其办一个机关报。

从共产党情报局的筹备和召开过程来看，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完整的、关于召开情报局的周密计划。

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当在建立协调中心的问题上出现争论的时候，苏联代表团从莫洛托夫那里得到的指示是：进行努力，一定要使会议通过成立情报局的决议，哪怕是没有协调职能。

但从另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后来给苏共代表团又发了另外的指示：赋予情报局以协调的职能。而且，从斯大林要赋予情报局协调职能的决心来看，他是有信心让反对者屈服的。如果这样的话，在会前他更没有必要隐瞒这一意图了。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苏联领导人改变初衷，要使拟议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一定要具有协调中心的职能呢？从斯大林在建立情报局问题上的立场不断变化的过程来看，对这种立场变化作出较为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斯大林最终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计划受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影响。只是在认识到马歇尔计划的实质和挑战之后，他才进一步坚定了建立协调中心的想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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