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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大林希望坚持与西方盟国的合作，但是，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苏联与西方盟国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东欧问题、德国问题和近东问题上的矛盾。

在苏联战后的安全战略中，在苏联的西部边界建立战略缓冲区占据首要的地位。并且，苏联的这一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雅尔塔体系的保障。尽管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芬兰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一部分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是，西方国家承认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苏联垄断这些地区的事务和在这些地区建立苏联的社会制度，也不意味着西方不对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施加影响。西方国家把保障自己在东欧地区的利益，同维护既存的社会制度和把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政治家推上社会生活的中心为目的，而苏联领导人则要使那些与苏联的思想体系相近的新的政治家掌握政权。

在联合政府政策问题上，莫斯科的最低纲领是要使东欧国家的左派力量，和共产党势力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力量进入战后的联合政府，而其最高纲领则是要使东欧的左派力量垄断政治权力和建立与苏联相似的社会制度。因而，在东欧国家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存在重大的分歧。

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大国的猜疑。早在二战期间，在预言战后欧洲的形势时，西方的一些官员就指出，苏联不仅要确立起对邻国的控制，而且，甚至要把它们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纳入苏联。

到1944年初，很明显，东欧将是苏联的影响范围，问题只是这种影响的形式和程度。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能允许这一地区公开实行苏联模式，并被作为牢固的苏联集团的一部分。虽然斯大林作出了让步，主张在东欧国家实行联合政府政策，但是，仍然不能就这些国家政府的组成问题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

特别是在波兰问题上，美国人认为，斯大林违背了战后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的诺言。然而，斯大林的这种承诺是不甚明确的。1943年，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会晤的时候，罗斯福提出了波兰问题，但是他主要是出于194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考虑，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吁请并不是很在意。

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也没有就波兰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斯大林极力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其含义，当苏联红军把德军从波兰赶走之后，苏联便在华沙建立了共产党政府。

美国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是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会接受现实，因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波兰。关于在东欧国家成立民主政府，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采取什么样的选举方式问题上苏联和西方国家存在着争议，并分别支持这些国家相互对立的党派，进行斗争。

苏联的大国合作战略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与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德国问题在战后苏联的安全战略中占据中心位置。战后初期，在这个问题上，美苏颇有合作趋势，美国支持苏联在第一次外长会议上提出的建立全德中央政府，和对鲁尔区实行四国共管的建议，在法国全力反对的情况下，美国甚至积极主张组建美、英、苏三国占领区的管理机构。

苏联由于未能实现其建立全德统一管理机构的计划，便率先在苏占区开始实行非军事化、非纳粹化的民主改革，并为此策划了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运动。此举引起西方盟国的疑虑，美国遂建议把自己与英国的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以实现德国经济统一的目标。解决德国问题对于西方国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德国的工业及其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曾是战前欧洲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在德国一直保留着不同的占领区，而没有统一的经济政策，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只能是停滞不前。从现实情况来看，除战后第一年有些增长外，西欧的经济复苏在1947年开始急剧滑坡。

只有把美国不断增加的经济援助，以及德国的资源与欧洲的经济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欧洲经济的崩溃。对于苏联来说，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解决德国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济上，苏联想从德国得到200亿美元的赔偿用于自己国家的经济重建。在政治上，苏联关心的是消除德国复活的可能性。为达到这一目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强调废除德国的军备，建立一个能保证德国共产党拥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体制。

但是，无论是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政治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在1947年3一4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突出了起来。

苏联向德国提出的赔款要求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赔款问题得不到解决，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德国政治体制问题上就更加不愿妥协，不愿同意西方国家提出的在所有占领区实行临时性的统一经济政策的建议。

1946年底到1947年上半年，苏联与英美关系中另一个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

鉴于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希腊和土耳其都在苏联的安全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根据二战期间斯大林与丘吉尔签达成的百分比协定，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1944年5月苏英达成协议，为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而且，应英国方面的要求，苏联领导人还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随后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

1946年3月，希腊内战再次爆发。希腊共产党的斗争获得了巴尔干地区一些力量的支持，包括希腊的邻国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支持，但莫斯科对希腊革命的态度则是复杂的。一方面，莫斯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希腊革命的支持，对希腊共产党提出的给予技术，和物资援助的要求的看法是相当正面的；另一方面，出于与美英保持合作关系的需要，莫斯科对希腊革命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实际上选择了通过希腊最强大的邻国——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来干预希腊问题的策略。

战后，土耳其在苏联的地缘战略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土耳其被苏联、巴尔干、阿拉伯和中东国家夹在中间，它在帝国主义争霸的国际斗争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进攻苏联的重要的桥头堡。但是战后的土耳其却被苏联领导人看作是个很危险的、不友好的邻国。因此，苏联领导人就更加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黑海海峡的通航制度问题上与土耳其达成协议。

苏联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如果美国不采取措施，希腊和土耳其将成为“苏联的傀儡”，留下民主失败的例子，这将导致整个近东和还不在苏联控制下的西欧大部分地区抵制苏联压力的广泛失败。

1947年2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华盛顿告急，通知美国国务院，英国将终止对希腊的所有经济援助，并强调说，美国确定对希腊进行援助的具体方案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宣布了他的“学说”，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公然要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随着苏美矛盾的发展，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在迅速恶化。

1947年2月，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向莫斯科报告说：

“与去年11月和12月相比较，1947年1月和2月美国对我们的态度急剧恶化了。共和党人范登堡、塔夫脱、杜勒斯以及巴鲁克等人在报刊和电台发表的言论使形势更加恶化了。”

1947年2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进行的讨论中，艾奇逊实际上同意了“俄国的对外政策是侵略性的和扩张主义的政策”这一说法。

苏联外交部对这一说法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并且把这个看作是导致两国关系复杂化的一个问题，在向美国发出的照会中指出，艾奇逊的上述论是不可容许的。

莫洛托夫把艾奇逊的讲话描述成“是一次粗暴地诋毁和敌砚苏联的讲话”。但美国国务院在答复照会中却指出，艾奇逊的上述言论“属于对对外政策问题的有分寸的意见”，“不是诋毁和诽谤”。

尽管苏联的大国合作战略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但是，应该说，直到在1947年中，斯大林一直在外交上作出努力，来防止欧洲的分裂，保持盟国之间的合作。苏联领导人对杜鲁门主义的反应是非常克制的。

在1947年4月15日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进行的谈话中，当马歇尔告新斯大林，他对外长会议上苏联与英美之间误解和分歧的状况深感不安时，斯大林则极力安慰和鼓励马歇尔提起精神，让他不要过于悲观地看待问题。他认为，苏美双方在“初次交锋”和“互试锋芒”之后，“妥协还是有可能的。”

1947年4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共和党领导人哈罗德·史塔生时，仍然认为苏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可以达成妥协，必须有耐心，不能悲观。对于英美报纸上出现的关于修改1942年英苏条约的舆论，真理报在4月22日发表的社论中特别指出，苏联过去从未有过也不会有任何反对英美亲善或英法亲善的事情，苏联除积极主张加强英苏合作之外，还积极主张加强英美、英法合作。当然，这种合作必须不是反苏的。

在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欧洲问题上矛盾激化的同时，苏联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欧洲也面临了挑战， 战后初期，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相适应，在东欧各国的社会生活舞台上活跃着各种社会力量，它们代表着早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一系列政党；各资产阶级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农民党，社会民主党。

在人类历史上，共产党也第一次占据了这些国家政治风云的中心位置。但是，战后初期，一些东欧国家的政治现实是：共产党的力量是弱小的。比如，在波兰的联合政府中占压倒多数的是各种反苏的政治势力，只有极少数团体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政治伙伴。

匈牙利共产党的力量也是弱小的，到1945年2月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时也仅仅发展到30000人。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11月匈牙利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是，小农党得票57.03%，社会民主党得票17.41%，而共产党得票不足17%。

联合政府政策是以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为前提的，但是，随着苏联与美英矛盾激化，并且在东欧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的情况下，这一地区的国内政治斗争更加尖锐。为了争夺政权，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向共产党发动了攻势。在波兰，随着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相互关系恶化，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走上了一条同波兰工人党决裂的道路。“他们的目的在于极力将波兰工人党挤到次要地位上去，并将其孤立起来，建立以波兰社会党为首的、使波兰的国内外政策屈从于英美要求的新的联盟。”

在罗马尼亚，农民党、自由党和社会党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企图分裂民族民主阵线，然后迫使罗共领导人格罗查下台。

在保加利亚，代表祖国阵线的四个党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竞争：每个党都在抢职位，到处安插自己的人，都想从政治上限制其他力量，为自己垄断权力创造条件，一场争夺影响力和权力的斗争正在进行。

在这场斗争中，保加利亚共产党虽然口头上支持爱国阵线，但是，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对权力的追求和在全国开展革命的决心，因而对反对派展开了进攻。同时，保加利亚工人党也尽其所能让苏联领导人相信他们是不可能与反对派妥协的。尽管斯大林对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劝说，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仍然没有接受反对派存在的合法性。

在匈牙利，反动势力是有力量的，追求修正主义的势力是很强大的。除了共产党人，所有的人都在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东欧国家各党派为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在不衡加剧，事实证明，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无法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真正的联合。

在资产阶级党派的进攻下，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面临统治危机，甚至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依靠伪造的选举保持执政地位。为了应对资产阶级党派的进攻，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或者直接违背斯大林关于建立联合政府政策的指示，为垄断政权向反对派开展积极的进攻（如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或者由于在与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并且担心西方和本国社会舆论指责他们执行允许侵犯国家主权的政策，而出现向反动派妥协的趋向（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

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向两个趋向发展：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向激进的方向发展，开始逐步背弃苏联领导人所确立的联合政府政策，排斥资产阶级政党参加本国的政权；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本国政治发展中开始出现与资产阶级加强联合、甚至向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趋向。这两种政策趋向都标志着东欧国家共产党独立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甚至开始宣布走本国的民族主义道路，对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造成了挑战。

联合政府政策在东欧各国遭到挑战的同时，在西欧的法国和意大利也遭到了失败。在1945年和1946年进行的大选中，尽管法国共产党都成了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仍然不断遭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排斥。1947年1月，在组成的以社会党的拉马迪埃为总理的政府中，多列士只担任了属于荣誉性质的副总统。

1947年5月，法共在拉马迪埃政府要求议会举行内阁信任投票时投了不信任票，按照资产阶级宪法规定，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投不信任票时，现政府必须辞职，重新组织政府。但拉马迪埃政府不仅不辞职，反而在7月公布了一项法令：解除共产党人所担任的部长的职务，理由是他们破坏了政府团结一致的原则。此后不久，意大利共产党也被逐出了政府。

1947年1月，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在对美国进行的非正式访问中，了解到美国对意大利寻求经济援助的要求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在意大利政府中发挥作用。5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更直接暗示加斯贝利，只有将极左翼从他的政府中赶出去，才有可能谈到美国的援助问题。美国驻意大使邓思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于是，2月13日加斯贝利以政府内出现众多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当5月31日组成新政府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已经被排除在外。二战后期，斯大林要求法共和意共放弃武装斗争的道路，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联合政府，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是企图利用这些国家的左翼力量，对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同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防止他们建立针对苏联的联盟。

但是，法共和意共相继被逐出联合政府的事实表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也遭到了失败。这使苏联领导人大为震惊。

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对法共和意共采取的这样的行动事先毫无所知。

在日丹诺夫于1947年6月2日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多列士的信里毫无掩盖地流露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法国共产党在政府危机时，没事先同苏共协商自己的策略，结果导致被驱逐出政府。

莫洛托夫将该信的副本于6月6日寄给了苏联驻美国的大使，7月7日又寄给了苏联驻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大使，并请求他们将信的内容转告给所在国家共产党领导人。

苏联领导人采取这一措施，显然是希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能够吸取法共和意共的教训，在采取一些重大的行动的时候，事先同苏共协商。另一方面，随着对这些事件了解的加深，苏联领导人开始认为，法共被逐出联合政府是由于法国社会党各部长向右翼政党自动投降，是由于美国垄断家对法国内政，而且不仅是法国一国的内政粗暴干涉的结果。“撤换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放弃独立政策，然后我们就给你金元”，这便是这些垄断家们要求的主要要求。

也就是说，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的实质是由于美国施加的压力。在美国以财政援助为条件，对法国施加压力的这样一个关头，在所有民主力量正需要团结的时候，社会党却走上了分裂与分化民主力量的道路。

社会党的右翼首领们不顾冒着加剧本党党内斗争，与更加削弱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的危险，决意要阻挠和共产党的合作。

联合政府政策遭受的诸多挑战表明，这一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共产党进行斗争的需要了。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突破这一政策框架的同时，表现出了脱离苏联控制的种种民族主义倾向，这就要求苏联领导人改变这种政策，并对各国共产党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因此，苏联又提出了两大阵营理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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