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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冲突源于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独立倾向的发展。

一方面，南斯拉夫人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忽视苏联经验的“民族狭隘性”，在巴尔干问题上的野心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警惕，另一方面，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以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不仅没有同苏联协调，采取了一些违背苏联领导人对外政策构想的激进的对外政策。

鉴于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对其他共产党的影响力，面对苏南关系中的种种问题，铁托采取拒不妥协的姿态挑战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权威，促使苏联领导人利用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同时在东欧情报局成员内展开清除“铁托分子”，消除情报局其他成员的民族主义独立倾向，使东欧各党的政权掌握在那些忠诚于莫斯科的派别的手中，确保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苏是友好的。

在1947年9月情报局会议之前，南斯拉夫对苏联离心倾向的发展已经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注意，当时在苏联对外政策部门拟定的一些报告中已经开始出现对南斯拉夫的批评，批评“南斯拉夫人过高评价自己武装斗争的经验，和贬低苏联的军事经验、贬低苏联在解放南斯拉夫中的作用”，特别是批评铁托忽视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建立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批评铁托对苏联在南斯拉夫整个解放斗争中的作用只字未提。”

在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发给苏联外交部的密电中，铁托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被认为是“民族狭隘性”的一种表现。

情报局会议之后，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民族主义错误的报告仍然被发往莫斯科。1947年9月27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根据铁托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铁托进行了指责。

1948年1月，拉夫连季耶夫和苏联驻南武官西多罗维奇就铁托和南著名军事活动家在1947年12月底的一系列讲话，再次向莫斯科发送了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民族主义错误进行批评的报告。

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其他共产党，以及对苏联的批评也起了苏联领导人的警惕。1947年8月底到9月初，在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为情报局会议的召开，准备的材料中指出，南共“某些活动家”“有时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不考虑其他国家和兄弟党的利益”。

这显然指的是南共领导人对保加利亚领导人在马其顿问题上的立场进行的批评，以及对陶里亚蒂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的立场进行的批评。此外，南斯拉夫还对苏联进行批评，“批评所谓苏联对友好国家的援助不够，并在援助问题上提出无限制的要求”，批评苏联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出于对大国政治的考虑，不愿意破坏与大国的关系，拖延满足小国家的要求，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要求”。

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报告还特别指出，“南共领导人对阿尔巴尼亚想同苏联直接进行联系非常嫉妒。按照他们的意见，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联系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进行”，贝尔格莱德“企图把南共置于巴尔干地区特殊领导党的地位”。

种种迹象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谋求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一种起领导作用的秩序，并以领导的姿态对待其他一些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这种意图违背了莫斯科坚持的只有莫斯科这一个中心的等级制度模式，挑战了苏联在东欧地区的权威。

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苏联开始更加明确地实行对抗的对外政策方针，这一方针被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明确地表述为整个苏联集团的总路线。南斯拉夫领导人虽然衷心地赞同苏联的这一方针，但他们并没有像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规定的那样，在一些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上事先同苏联协商，而是不断地采取一些有违苏联领导人对外政策构想的激进的对外政策措施。

首先，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的企图，及其事先不同苏联协商就向阿派遣军队的图谋，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心。早在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战后，南斯拉夫一直试图吞并阿尔巴尼亚，并反对苏联在阿尔巴尼亚影响力的增长。

1947年12月初，南斯拉夫方面通过驻莫斯科大使波波维奇向苏联领导人提出，希望苏联从阿尔巴尼亚召回专家，采取措施加强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优势地位。对于南斯拉夫的这一提议，斯大林并没有拒绝，反而建议南斯拉夫人派吉拉斯或其他“负责”的、“最了解阿尔巴尼亚情况的人”来莫斯科商谈此事。

1948年1月中旬，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在会见吉拉斯时，苏方表示，他们同意使阿尔巴尼亚的发展完全同南斯拉夫联系在一起，直至合并，苏联军事和经济顾问在阿尔巴尼亚的活动要同南斯拉夫人协商。

但是，如同1946年5月会见铁托时一样，斯大林指出，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形式上的合并决不能匆忙，必需等待时机。斯大林显然是担心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的反应，担心加剧国际局势。斯大林的这种担心马上就表现了出来。

1948年1月19日，在得到吉拉斯发自莫斯科的关于苏联立场的报告后，铁托向霍查建议在阿南部提供一个基地以供南一个师进入。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危险。

铁托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既没有同莫斯科商量，也没有向莫斯科通报他给霍查的建议。尽管贝尔格莱德和地拉那之间交换信件是秘密进行的，1月21日莫斯科还是收到了拉夫连季耶夫通过非正式渠道得到的关于南斯拉夫一个师，即将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情报。苏联驻地拉那使团也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在斯大林看来，铁托的这一擅自决定是对西方的挑衅。斯大林告诉霍查，“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不需要进驻部队。实际情况是，如按原计划进行部署则会引发这一行动原来设法避免的危险，一在这一地区扩大敌对行动并可能导致美国的卷入。”

斯大林向霍查解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向我们过去的盟国挑衅。”铁托擅自对西方国家进行挑衅的行动强烈地刺激了斯大林。

南斯拉夫对西方国家进行挑衅的行动，还表现在关于建立巴尔干联盟的问题上。

早在1944年，英国就表示了对建立南保联盟的强烈反对态度，认为这一联盟威胁到了英国在希腊的利益。因此，苏联在南保联盟问题上态度谨慎。但是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不仅没有在这一问题上事先同苏联协调，而且走得更远。

1948年1月18日，在南保条约签定之后回国途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季米特洛夫提出了未来将要建立的东欧联盟的轮廓，即一个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希腊在内的联盟。

这一采访录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反应，他们认为此次事件是苏联统治欧洲的一种策略。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发表的演说中大谈共产主义对希腊的威胁，并呼吁西欧团结起来对付东欧的进一步苏维埃化。

他还敦促荷、比、意三国加入一年前英国同法国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从而给他的呼吁带上军事色彩，这个条约原是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德国的威胁，但在英国外交大臣看来，形势的发展更需要用它来阻挡苏联的威胁。为了加强威慑的力度，伦敦还带头劝说美国对保卫欧洲承担责任。

南斯拉夫在巴尔干的这些行为极大地刺激了斯大林。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南斯拉夫并没有按照共产党情报局的有关规定向苏联进行通报，而且还在于这些挑衅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而且南斯拉夫违背斯大林的意图，在希腊问题上力主援助希腊革命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根据苏联间谍（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等秘书）得到的情报，斯大林得知，华盛顿直接介入希腊事件，其原因就是南斯拉夫的野心。

在得到这份报告之后，斯大林对铁托的政策更加警惕了。铁托对西方国家的一再挑衅无疑加剧了国际局势，给了西方加强集团建设的借口，直接违背了苏联领导人的战略构想。

自马歇尔计划以来，苏联对西方集团的建立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并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然而，即使在宣布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以及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方针之后，在现实政策中苏联领导人对西方国家的政策，仍然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尽力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恶化局势，给西方加强联盟的口实。

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不久，苏联媒体得到的指示是：

“对主要国家——美英法采取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时不要使其难堪，不要谩骂，不要歇斯底里，要使用比较准确的、深思熟虑的、同时平静的词句，对西方大国不要讽刺，文章要用外交辞令的、客气的语调。”

尽管1945-1948年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签订了双边同盟条约，并鼓励东欧各国之间相互签署条约，结果出现了包括集团所有国家的完整的相互交织的条约体系，但莫斯科仍然避免建立集团的多边结构，其目的在于不给西方指责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结成反西方集团的借口，不挑衅西方国家。

正因为如此，1948年2月4日，苏联外交部决定改变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双边条约中关于侵略者的界定。这一定义由泛泛地提出相互保证防卫以防“任何侵略”改为以防德国的侵略。

对防卫侵略的这种界定表明，苏联仅仅是回到了战时所使用过的术语，同时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对苏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1948年3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日丹诺夫在因出现“斯拉夫国家”统一问题而引用这一论据时强调指出，确实需要“斯拉夫人”的联合，即苏联和许多东欧国家的联合，而且这种联合也在进行中，但不应公开讲这个，相反，应把建立集团的贵冠让给西方。

因此，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问题、南保联盟问题和希腊问题上的挑衅行为，完全违背了苏联领导人对西方国家采取的谨慎的对外政策的战略目的，这些行为引起斯大林的震怒也就是必然的了。

2月1日，苏联领导人在就南斯拉夫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问题给铁托的电报中指出，作为南斯拉夫盟国的苏联，不会对南斯拉夫政府，事前未同苏联协商，甚至也没有向苏联政府通报而采取的这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

但是，作为南斯拉夫盟国的苏联是不可能不承担这种责任的。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将不得不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负责。作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故乡，莫斯科面对各种反苏团体的“挑衅行为”是如此地脆弱，这些团体很容易做到以共产主义旗帜为幌子制造麻烦，从而对苏联的国际声誉造成危害。

对于每一次罢工和工会组织的活动，伦敦和华盛顿都怀疑是受到了莫斯科的指使；而莫斯科则将每一次不是在巴基罗夫控制下的罢工，看成是英帝国主义企图往苏联身上抹黑的阴谋。

既然要为南斯拉夫的这些对外政策承担责任，苏联领导人就不得不说服南斯拉夫，使其在对外政策上同苏联协调。2月2日，莫洛托夫给铁托发送了一份紧急电报，请求南斯拉夫政府派两至三名负责代表前来莫斯科交换意见。

同时还邀请保加利亚政府的代表前来，苏联领导人希望通过在莫斯科举行非正式会议交换意见的方法，来消除他们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

在1948年2月10日进行的谈话中，斯大林直接向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代表表明了问题的实质：南保两国采取的行动没有同苏联协调，挑衅了西方。

会谈中，斯大林告诫南斯拉夫代表“不要做任何有利于反动派取得胜利的事情”，在美国大选的情况下要特别小心，“美国的反动派在听到这样的声明后就会说，在东欧不仅正在建立一个集团，而且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合并成统一的国家。”

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时候，斯大林说：

“阿的独立是由三个大国苏联、英国和美国通过专门的协定予以保证的。…如果南斯拉夫进入阿尔巴尼亚，英国和美国的反对派就可以利用这件事情，作为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采取行动。”

在会谈中，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同苏联进行磋商，并特别提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对希腊游击队的援助问题。

斯大林认为，希腊的情况不同于中国，希腊的游击斗争根本没有希望，南斯拉夫支持游击队的立场是错误的，并应该停止这一支持。但是，卡德尔则认为希腊游击队一定会取得胜利，“只要外国不加大对希腊的干涉，只要希腊游击战士不犯严重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错误。”

看来，在关于支持希腊游击队问题上，斯大林仍然没有说服南斯拉夫，仍然需要对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进行约束。

因此，在苏方的要求下，南斯拉夫同苏联在2月11日签订了就国际问题进行协商的议定书。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一协定书不仅仅是要求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同苏联进行协商，而且是要在苏南关系中建立起一种“协商”的制度。

正如在2月10日的会谈中，在卡德尔谈到南斯拉夫人没同苏联人进行协商的错误时，斯大林说，“这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制度。”

斯大林通过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签署这一协定，不仅仅是要对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而且还是要确立起“协商”的制度，遏制其独立倾向的发展。因为，在苏联方面看来，在两大阵营对抗的条件下，“所有基本的对外政策问题无疑应该出于一个坚定的目的，那就是符合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利益。所以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在对外事务方面保持一致的立场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那些重要的政策问题上要有协商和一致的立场”。

因为，“有些问题，看上去只是地方上的问题，但它们可能引起严重的复杂的国际事端，因而是很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的发展局势，它是与全世界的政治相联系的，任何不小心的步骤，都可能加深事情的复杂化，况且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想使这些地区的局势复杂化，以此在世界舆论和自己国家的舆论面前，为他们的帝国主义行径开脱。”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虽然对南斯拉夫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然向铁托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同意了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对于巴尔干联邦问题，斯大林提出的三个联盟的设想也部分地满足了铁托的要求。

显然，为了换取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同苏联协调，斯大林仍然在拉拢铁托，在会谈中，斯大林虽然激烈地批评季米特洛夫，但是对铁托的批评却要缓和得多。而斯大林也达到了这次会谈的目的，2月11日，苏南签署了就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协商的议定书，建立了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同苏联进行磋商的制度。

苏南双方对会谈的结果都是满意的，因此，2月13日，在同卡德尔再次会谈时，莫洛托夫转达了斯大林对铁托来访的积极态度，并且表示将继续讨论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问题。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矛盾好似得到了解决。但是表面平静之下，巴尔干半岛上已经是暗潮汹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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