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起算卦这件事，都讲究一个“准不准”:“铁嘴铜牙”，“神断”是行业标杆。大部分人不信这个，至少遇到事情想不起找人算一卦，真到了找人算卦，往往是山穷水尽了，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尽力了，图个心安。

以前人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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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兴起于超自然力的崇拜，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敬畏风火雷电，野兽飞禽，多神教萨满、巫师兴起于北方草原和东部沿海；鬼神祭祀兴起于昆仑江河。直到出现了部落国家，君主做事，往往倾向于取得神灵许可，但神威虚无缥缈难测，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沟通神灵——祭祀和巫祝出现了，君主通过武力取得统治地位，合法性和号召力需要通过祭祀和巫祝来背书。

最早的占卜是部落首领和国家君主做事之前求得神灵许可，好比现在生意人办牌照取得许可证，方式是搭祭坛跳神做法事，祭献童男童女，以取悦、贿赂神灵。然而神灵太缥缈虚幻，对君主的献媚行为时而搭理时而不搭理，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初衷，祈求神灵给予启示，这就是甲骨卜筮的起源。

1.以前的卜筮是神灵启示性质。卜，能不能得到启示不一定:古人认为得到启示，是因为对神灵虔诚和受到神灵眷顾；得不到启示是因为占卜过程或者占卜者亵渎神灵。更多的时候，占卜的结果是一些晦涩难懂、似是而非的线索，这个时候需要专业的解读。因此，不仅占卜需要专业的人，解读占卜结果也很挑人，优异的解读很有说服力，所以被《春秋》记载——更多的解读湮灭在历史中，这些解读不具备说服力，大家都不坚持。《周易》记载了周公卜筮的卦辞，不光表示周公得到了神谕，同时也宣扬只有周公德行出众，才能得到这样的神谕，其他人则未必能得到神谕。

2.占卜结果是神谕:神灵揭示将来是一种“逆向”，也可有用，也可以是无用的，可解读，也不了解读，不是现在出题就会得到答案，贵贱秩序是神谕高高在上，求卜者恭敬地跪着，绝非相反:求卜者随意出题，神灵有求必应；不理睬求卜者是常态。

3.贞人大卜被君主请来供奉，以便有需要时能更好地得到神灵启示，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卜是神灵在人间的代言人，即灵媒，地位超脱于常人，是君主不敢得罪的，君主怎么取媚于神灵就要日常公瑾对待贞人，贞人衣食无忧而具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因为能满足君主大需求而君主不敢得罪。只有平时注意修身养性的“有德”君主，贞人才给他“通神”，帝辛（商纣王）就是因为“悖德”，被殷商的祭祀集团抛弃了，比干被杀后，纣王的弟弟领着祭祀集团投靠了西岐，把殷商的甲骨占卜带到了周原（今陕西凤翔），而西周先民在此之前使用的是蓍草占卜。在三代时期，大卜和贞人集团是贵族，是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古时候贵族的大卜和后世以算卦求食的算卦先生身份，决定了求卜和算卦的地位的倒置:后世算卦给不给钱，是打赏还是臭骂一顿完全取决于问卜者。这样的地位转换导致了算卦的要尽力满足掏钱人的意愿:1有求必应，有问必答，“顾左右而言他”是不可能的。2.问什么答什么，还要答得好，答到心上，卦金钱才能顺利到手。卦不好而迁怒于算卦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5.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这样的明智极个别，假如不能迎合答案，算卦人就开不了铺子，生意上不了门；成了游方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6.出现这种转换，源头在于“神谕”不再是君主的必须，君主不再把上天降下惩罚当回事，也就不再把祭祀和巫祝集团当回事，孔子说“子弑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犯上作乱成了春秋时期的家常便饭，君主做事之前不需要向神灵申请（必须背着神灵偷偷摸摸武装篡权），当然不期待神灵许可（本身就是挑战神灵权威），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汉代以后，卜祝完全失去了贵族地位，东方朔之流完全成了变戏法逗君主一乐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