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这也是时隔数千年后我们依然能够清楚地还原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原因。不过，后一个朝代编撰前朝史书的重要前提，是前朝有文献记载传世。
比如清朝所修的《明史》，就是根据明朝自己的《明实录》等资料增减而来的，如果脱离了这种实录性质的文献，史官们就算绞尽脑汁，也不可能准确记载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之事。
而纵观整个历史，素有“第一王朝”之称的夏朝，无疑是个奇怪的特例。
夏朝的文献在周代以来的史书中屡有提及，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等，仅《左传》就引用《夏书》内容多达15次。
而西汉时所写的《史记·夏本纪》中不仅记录了夏朝君主的世系，而且就连最遥远的大禹时期的历史，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吕氏春秋》曾提到，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孔子也曾说过“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这说明后世对于夏朝历史的记载，一方面来源于夏朝自身的文献记载，另一方面源自夏朝的后裔—西周封国杞国的追忆。
但奇怪是，目前的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夏朝有文献传世的说法。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遗存，截至目前已发掘了60余年，虽然大型宫殿、青铜礼器群以及手工作坊都已出土，但唯独没有发现文字。
据《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器物上共发现独立存在的单个“刻画符号”30多种，但“连字成组”的纪事文字却并未发现。
而文字和符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符号仅能表征个体器物，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古人的简笔画，而文字却能会意，也就是记载事件，并且在一定群体范围内有共同的含义解读。
事实上，我国“刻画符号”由来已久，早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就有发现，这些符号基本以单个个体出现，用以表明载体用途或归属（族徽），可以视作文字诞生的前身，但却不能看做是文字。
二里头遗址已经是夏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遗存，如果连文字都没有，那么又何谈夏朝有文献史书呢？
让我们倍感困惑是，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文化跨地域整合的特征，已分明表明此时的中原大地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很难想象没有文字的夏朝，如何传递政令、历法？早于夏朝的新石器时代已有文字雏形初现，为何到了夏朝却突然销声匿迹？
事实上，先秦文献所引用的夏朝历史记载用词规范、语意凝练，绝非通俗的口传方式流传，必然有文字作为载体。
一方面是后世文献对夏朝历史的清晰梳理，另一方面却是夏遗存中没有发现文字的考古现实，那么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二里头没有发现夏文字，那么夏朝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要解开这个困惑之前，我们不得不先提一下商朝。
众所周知，商朝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也正因为甲骨文已经是一套象形、指事、会意的成熟文字系统，故而学者们才根据文字发展的规律判定，甲骨文肯定不是最早的文字，在它之前一定还有早期文字存在，比如夏文字。
的确，《尚书》曾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字还保留着原始的图画形态，描绘的是“串系两条绳子，竖笔参差不齐”的状况，这与竹简的形态相似，而和出土的龟甲不符。换言之，商朝的历史的确是靠另外一种载体传承给后世的。
至于甲骨文，只不过一种祭祀用的文体，占卜完成后即就地掩埋，并非用于流传后世。所以，诸如《尚书》《左传》《史记》等史书所记载的商人史事，都来自商朝本朝的简牍文献。
只不过，商朝的简牍并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反倒是甲骨文的意外发现，让如今的我们得以通过甲骨卜辞这种独特的视角，验证了传世史书所言非虚。
那夏朝的历史，会不会也是类似情况呢？
夏商周三代，文字的载体大体有四种：陶器、青铜器、竹简、兽（甲）骨。这四种载体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文字发展类型。
比如，刻写在普通陶器上的，属于民间字体，内容原始，有一定文字基础的工匠可能会刻上族徽或器物名称，而更多的可能只是随意涂鸦一些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这也是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多为“刻画符号”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代表夏朝还停留在“刻画符号”的原始阶段。
而刻在青铜器上的叫金文，是官方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夏朝时并不具备在青铜器铸模上刻印文字的技术，而考古发现也证实直到商朝中晚期时，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寥寥数字，到西周时才出现字数较多的记事铭辞。
至于甲骨文，则是商朝特有的占卜用文字，而夏朝却并未采取这种载体，这也是二里头考古数十年来没有出土过一块夏代甲骨的重要原因。
如此看来，能够承载夏朝历史文献的，仅剩简牍一种可能，而相比青铜器和甲（兽）骨，竹简又是最难以保存的。
不仅如此，在夏商时期，能够掌握和熟读文字的只有极少部分群体，包括治理国家的上层贵族、掌握祭祀的巫师群体以及负责记录事件的史官，这三大群体所用文字又千差万别，自成体系，各有一套发展脉络。
所以，金文、甲骨文以及传世简牍文（文献体），既有共通字，也有特有字。在已发现的5000余字甲骨文中，我们能释读出的1000多字，主要就是根据和文献体的共通字判定出的，剩下的无法释读的，就属于甲骨文的特有字了。
那么夏朝有历史记载却无文字考古发现，是不是因为唯一的载体竹简不易保存所致呢？
这必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并非局限于此，因为考古其实还有深层发现。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个“炅”字，共有两种写法，一种为正体写法、一种为简化写法，从其描绘的景象判断，这个字符是指代上古时期负责星宿大火祭祀以及安排农业生产的“火正”一职。
但奇怪的是，在安徽尉迟寺遗址瓮棺葬（用来埋葬婴儿和孩童）上，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符号。相隔800里的两处互不统属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居然发现了同一种写法的字符，这透露出两点关键信息：
1、火正一职是与生俱来的，在特定家族中世袭，这也方便了神权群体能够一以贯之的解读“天”的旨意；2、在神权群体中已经存在一种可以通行辨识的字符，纵然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统一政权，但至少特定的字符已在固定的群体中所通行。
类似的例子还有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明，在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明崛起之时，良渚文明早已衰落，但出土于良渚遗址的“臣”字，却在距今3700多年的二里头也有发现，虽然在用法上依然停留在字符阶段，还没有连字成句，但却说明，文字在雏形阶段的传播早已开始，并且这一传承也是通过神权群体来完成的。
而良渚文明恰恰就是最典型的神权主导的古国，社会运作以神权为主导，国家的一切资源都优先服务于宗教祭祀。这也就意味着，在商朝之前的历史传承，除了史官的记载外，主要的载体其实是负责天象、祭祀的巫师（占卜师）。
这个群体依靠世袭制的家族传承，将所发生的事件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到夏末商初时王权、神权合一，再到西周以降王权成为唯一统治核心，而神权和巫师不再是国家的主导，继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应的占卜专用文字也就随之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