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东北地区,一桩关于升学宴的尴尬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这起事件的起因是,某家在孩子的高考分数揭晓后,以孩子的成绩优秀为由,筹备并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升学宴。
起初,在通知的过程中,亲朋好友纷纷表示准时赴宴,为此主人特意准备了34桌的宴席。
可谁知道,到了宴席的当日,临近中午12点,才稀稀疏疏的来了五六位客人,连一桌都坐不满。更别提礼金了,连2000都没收下。
随着宴会预定时间的临近,酒店方也开始催促主人,面对现场凄冷的场面,主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放下身段再次拨通亲朋好友的电话。
然而,到了此时,大家一个个不是找着各种理由推脱,就是刻意的在回避,甚至还有人直接拒接了电话。
这一幕幕冷漠与无视,直接击溃了孩子妈妈的内心,可能是为了泄愤孩子妈妈将视频发在互联网上,谁知引来的是更多的指责和嘲讽。
原本一场本该高兴的庆祝宴,最后却变成了“丢人宴”,这背后深藏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
一、过度宴请成为“人情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二字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意义与情感价值。
它既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风气的演变,“过度宴请”风气盛行,将原本的喜庆、温暖,变成了沉重的“人情债”。
如,“乔迁宴”、“升学宴”、“购房、购车宴”,这原本是一家子团聚的小宴席,在收礼、回礼的背景下,却演变成了一场场大宴席。
甚至很多地方,母羊生了羊羔,农作物大卖都要大搞宴席,着实有些亵渎了原本的“宴席”本意。
当宴请的规模和频率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原本温馨的人情味便开始变质。
过度宴请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更在无形中给参与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另外,在某些社会群体中,过度宴请还成了一种攀比与炫耀的方式。
宴席的档次、规模、菜品的丰富程度,甚至宾客的身份地位,都成了衡量主人面子与实力的标准。
为了在这场无声的“竞赛”中不落下风,许多人不得不倾尽所有,甚至不惜举债办宴,只为赢得一时的风光与面子。
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人情往来逐渐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负担与枷锁。
宾客们面对接踵而至的宴请邀请,往往感到应接不暇,既担心错过重要的社交场合,又苦于经济上的压力,最终只能疲于奔命,勉强应付。
或者说,在实在应付不过来的时候,直接选择“拒绝”。比如东北这场升学宴,其实就是很多人应付不过来了,最后只能“拒绝”。
还有,过度宴请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便是“人情债”的累积。
每一次接受宴请,都意味着一份未来的回礼义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情往来逐渐累积成山,让人不堪重负。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人来说,这种无形的压力更是让他们苦不堪言。
更为严重的是,当人情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它还会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真诚。
在利益的驱动下,原本纯真的情感交流变得复杂而功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变得疏远与冷漠。
正如“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往往取决于双方的交往与付出。,并不在于形式主义的“宴席”。
不过,从东北这户人家宴席的冷淡,也可看出其在他人需要帮助时未曾伸出援手,那么在自家需要庆祝时自然也难以得到他人的热情回应。
二、将孩子变成“敛财工具”是可耻行为升学宴,本应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同分享孩子成长喜悦、寄予美好祝福的温馨场合。
它承载着对孩子未来学业有成的期待,以及对过往辛勤付出的认可与鼓励。
在这样的氛围中,家长与宾客间的情感交流真挚而纯粹,是对孩子成长道路上重要时刻的一种见证与庆祝。
然而变质之后,很多家长将升学宴视为“回收份子钱”的良机,甚至不惜大操大办,盲目追求排场与规模,将孩子的成就与宴席的豪华程度直接挂钩。
甚至很多成绩并不出众的孩子,上个专科,父母还在大张旗鼓的办“升学宴”,可以说着实过分了,正如网友评论说道,“就差把钱写在脸上了”。
这还没完,现实中除了“升学宴”,还有人为了多收礼金,不惜以多生孩子为代价,就是为了多收一分钱。
比如,你家三个孩子,他家两个孩子,别说其他的,单单是满月宴一项,三个孩子就完胜了两个孩子的家庭。
其实,这正是将孩子变成“敛财工具”的一种做法,一种行为。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行为的泛滥,很多人开始抵触和抵制这种行为,以上东北父母给孩子办的升学宴的“翻车”就是鲜活的例子。
你家孩子优秀,办了升学宴,收了礼金;如果我的孩子不优秀,上不了大学,这岂不是赔了?
所以,很多人的选择只能是不去,不参加,将“升学宴”变成了“丢人宴”。
面对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升学宴的意义何在?难道仅仅是为了收取礼金、彰显面子吗?
显然,这不是教育应有的价值取向,也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我们应当认识到,真正的祝福与关爱,不应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孩子的成长与成就,更不应成为家长敛财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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