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到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刘伯承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

发言中，刘伯承除了总结、汇报了过去若干年以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发展和斗争情况，还以严格的精神解剖了自己在军事工作和军事思想上的一些最新认识。

回顾自己的革命战争生涯，刘伯承坦率地说道：“从我本身上来说，我自己反省我的历史……我在党内将近20年了，犯了一次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宁都会议——四次‘围剿’前中央召集的。由于我政治上落后，单纯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援作用……这个错误促使我自己反省。”

尽管此时距离宁都会议已经过去12年了，但刘伯承还是用“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的勇气，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的君子之风和坦白真诚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尊重。

时间回到1932年10月上旬，当时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回国只有9个月、时任瑞金卫戍司令的刘伯承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

宁都会议围绕着一个关键性的议题展开，即未来红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什么？

宁都会议2个月前，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指挥下，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这个时候，后方的负责同志要求红一方面军乘胜主动出击，攻城打援；而在前方指挥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如果急切求战，不但徒劳无功，反而可能造成更加不利的局面。

收到电报后，苏区中央局复电不赞成，仍要红军主力“积极的出击敌军”，前方4位同志回电，认为无法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

由于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中央局决定暂停行动，并召开宁都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同志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将毛泽东的正确观点歪曲为“纯粹防御路线”、“等待敌人进攻”、“消极怠工”和“上山主义”，并对毛泽东还要不要留在前线参加指挥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尽管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认为毛泽东应该留在前线，但支持临时中央的决定还是占了上风，刘伯承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会议结束后，临时中央以毛泽东要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由，把他调到了了后方，以批准“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为由，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实际上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据官方出版的《刘伯承传》记载，在宁都会议的影响下，刘伯承曾在瑞金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批评红军中存在的“游击主义”现象。传记编写组评价说：这“反映了他那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会议之后，刘伯承就任红军总参谋长，参与指挥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在反“围剿”的实践中，刘伯承逐渐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也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步伐。

1934年以后，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刘伯承实际成为里的幕僚。对于这位“洋顾问”提出的堡垒主义、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战术，刘伯承越来越反对，两人到最后已经无法配合，甚至有一次因为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刘伯承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在一次争吵中，刘伯承也当面批评李德：“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最后，李德找到博古告状，把刘伯承降到了红五军团当参谋长。这次被贬，对刘伯承来说是光荣的，这意味着他已经彻底和教条主义者们划清了界限，站到了正确的方向上来了。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

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李德不顾实际，力主继续向蒋介石埋伏重兵的湖南前进，与贺龙会师，毛泽东则主张放弃会师计划，向贵州前进。会议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刘伯承也被恢复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错误，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正确方针，刘伯承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支持。

遵义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参与指挥了巧渡金沙江等战役战斗，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先遣司令，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小叶丹歃血为盟，指挥部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