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徐志超（口述）

整理成文：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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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份，当时我正在炊事班当班长，新兵连的一名新兵，被分到了我们班。这名新兵可不简单，次年他就考上了军校，毕业后成功提干，最后以正连级身份转业至地方。对于我们农村兵来说，他的军旅生涯就跟开挂一般。

但是他最被战友们津津乐道的还不是他火箭般的蹿升速度，而是他回家探亲时的奇妙经历，一开始我们都唏嘘不已，最后却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为方便阅读，这位战友的故事将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我叫徐志超，1961年出生在河南南阳下面的邓县。我是农村人，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得了重病，意外撒手人寰，就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我父亲身子骨不太好，干不了重体力活，但他在当地还算有些文化，后来机缘巧合下成为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正是这份职业让他艰难地将我拉扯大。

父亲勉强算半个“知识分子”，从小就教导我要好好学习知识，将来到外边见识更广阔的天地。在那个年代，学校也不好好教课，学生们也都无心学习，而我却牢记父亲的话，不受其他人的影响，认真学习。

到县城读高中之后，我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老师都说我很有希望考上大学，这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但我很快就见识到了高考的残酷，1978年是第一次采用全国卷，超过600万人参加高考，而录取率只有6.6%。

这一次高考我铩羽而归，父亲劝慰我不要气馁，好好努力，明年再战。于是当年我就去上了复读班，更加努力用功，因为环境限制，我的政治成绩一直不怎么样，老师便建议我多去看报纸，多了解时事。

这一招果然管用，我的成绩提高得很快，从此弥补了政治的短板，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成了复读班的第一名。学习成绩稳居年级前二，是学校的“重点选手”。

1979年7月7日，我又坐在了熟悉的考场，这一次我信心十足，觉得这次应该十拿九稳。但谁曾想在7月8日晚上，我竟然突发高烧，感冒了，那天折腾了一晚没睡觉。

9号上午考政治，下午是外语因为外语水平差，我选择了免试。（报考重点院校，外语成绩10%计入总分，一般院校只做参考）

我顶着昏沉的脑袋参加了政治考试，结果最后我只考了20分，再一次落榜。这次失利对我的打击很大，父亲劝我再复读一年，但我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容和虚弱的身子骨，家中的积蓄也早已用尽，我不忍父亲再呕心沥血供我读书了。

我只有回生产队开始务农，由于我常年读书，对农活也不熟，为此还是受到其他人的嘲笑。大家都笑我读书读傻了，连锄头都不会用。我不做任何分辩，只是默默的干着活。

结果那年秋天，我们那里竟然意外的进行了第二次征兵，父亲和我知道这是再次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所以我二话不说就报了名。

很幸运，我顺利地通过体检，最终拿到了“应征入伍通知书”，当年12月7日，我就和同县的老乡坐上了往西的闷罐车，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西北边疆的汽车团。当我在新兵连的时候，我慢慢得知，原来在部队也可以上大学，我居然还有希望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连队炊事班，我立马写信给父亲，让他将我上学时用过的教材和学习资料寄给我。同时，炊事班的刘班长，在得知我想考军校，也非常地支持和照顾我，他尽可能地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复习。1981年，我参加了团里的选拔考试，最后在70多个战友中脱颖而出，成功考上了天津的一所军校。

在军校的时间过得很累，也很充实，在这里我也结识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历经两年的学习，1983年我终于从军校毕业了，回到了原部队。当时部队能上军校的人较少，因此首长们对军校毕业生非常重视，也很刻意地进行培养，返回部队后，仅仅一个月时间，我就被提为了排长，工资五十八元（边防地区）。

提干后的那个年底，我便向连队申请了回家探亲。从79年12月份离家，到我军校毕业，我已有四年没回过家了，特别想念父亲。长途跋涉一番后，我带着激动的心情，终于回到了家，父亲知道我已经提干了，非常高兴，激动地说我的苦没白吃，终于出人头地了。

我成了干部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探家的这段时间里，家里像走马灯一样人来人往，有攀交情的，有套近乎的，但更多的却是说媒的。父亲对此非常高兴，认真的和媒人详细了解姑娘的情况，而我的心中却有一个想念已久的身影。

她就是我高考复习班的同学-黄晓霞，她并不是我们本地人，而是在78年，跟随她父亲工作调动过来的。由于她父亲恢复了待遇，家里的经济条件好，比起我们这些农村学生，她穿得很洋气，性格还特别大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妥妥的“女神”。

虽然她各方面都很优秀，但唯独在成绩上面却一直不上不下，我当时属于班里的“学霸”，她便经常过来向我请教问题。虽然我专心学习，但一个漂亮女生过来请教，总是很难拒绝的。

当时因为家里贫困，父亲和我都是大男人，生活方面也过得非常粗糙，我基本上从来不吃早饭。她知道后，经常让她妈妈做点肉菜，偷偷带给我，说是自己吃不完，让我顺便补充营养。

面对她的善意，我一开始有些不好意思，虽然穷，但内心却有一种倔强，我委婉地拒绝了她。后来我们经常在学习上交流，逐渐变得更熟，她早上总是会塞两颗大白兔奶糖到我的衣兜里，还说我总不吃早饭，会影响考试的。

就这样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在复读班虽然学习压力大，但那种青春的萌动也油然而生。对此，我还有些小“窃喜”，一直觉得我是班里和她关系最亲密的男生。

我曾经还幻想着，等我考上了大学，就向她表达爱意，毕业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惜，我没考上大学，而她却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大专。我没了追求她的底气，甚至连高考过后再见她一面的勇气都没有。

这次回家探亲，提干给了我勇气，我突然萌发出想去找找她的想法。我跟父亲撒了个谎，就说去县城战友家里一趟，帮战友给家里带个话。我从同学那里得知她，大专毕业后分配到了我们县的财政局。

当我在财政局见到她的时候，她很惊喜。她问我这么多年到哪去了？高考过后她得知我成绩不理想，就想找我聊聊，劝我再复读一年，后来才得知我当兵去了。看到她脸上掩饰不住的惊喜，我心里有些震动，四年多时间过去了，她还是没变，我终于有机会了。

我跟她讲了自己当兵的经历，当她听到我考上了军校，特别高兴，幽默地笑着对我说：我就知道你读书厉害，你看现在吃了早饭，金子终于发光了！

我笑着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等她下班后，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气氛十分温馨，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我们约好以后经常写信联系，然后，我就兴冲冲的回了家。

回到家后，我见到父亲正在和一姑娘说话，旁边还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看到我回来了，父亲止住了话头，跟我介绍这是村里的李翠花，那个男孩是她弟弟李杰。跟他们打了声招呼，我便回了屋。

过了不一会，父亲进来问我出去事办得怎样，我敷衍了两句，便转移话题，问那对姐弟是怎么回事。父亲深深叹了口气，说道：真是一个苦命的丫头。

原来，李翠花比我小两岁，以前我们还在同一个小学念过书，父亲也曾经教过她，只不过她只上到三年级就因为家贫辍学了，所以我才没多大印象，也不知道她的大名。但她父亲就很出名了，即使我这些年离家，也知道这么一号人。

她家祖上也曾风光过，但连续出了几代败家子，到她父亲这一代已经是家徒四壁。他父亲一开始很低调，从不惹事，干活勤恳，所以虽然家穷，但还是娶了妻，63年生了女儿李翠花，72年生了儿子李杰。

随着李杰的降生，家里生活更加艰难。他父亲想办法搞钱，弄了些手工品偷偷到黑市上去卖，结果却被人举报抓了个正着。当年这可是“投机倒把”的大罪，不但被拉着游街批斗，最后更是被判劳教。

等到1975年她父亲出来后，神志就有些问题，脾气暴躁经常打人。翠花她妈本来养活儿女就受尽了苦楚，还被丈夫经常打骂，一时想不开竟然跳河自尽了。此时才12岁的李翠花，带着3岁的弟弟，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父亲艰难度日。

像他们家这种情况，在农村里大家是避之不及的。只是看到翠花姐弟实在可怜，邻居们有时候会接济一下。

到了79年，李杰已经7岁了，该上学了。但是他父亲坐过牢，一开始学校坚决不收，后来李翠花求到了父亲头上，在他的帮忙下李杰才上了学。

但在学校李杰也经常遭白眼，被同学欺负，父亲看不下去，就暗中警告了那些学生，李杰在学校才好过了一些。李翠花非常感谢父亲，在我不在家的这几年，她经常上门来帮父亲洗洗衣服，做一些家务。

但来的次数多了，就开始有人传闲话，毕竟李翠花也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而父亲又是一个老鳏夫。父亲让她不要来了，害怕对她名声有损，以后不好嫁人。但李翠花却不在乎，她这些年因为家庭变故，已经被指指点点太多次了。

父亲就让她每次过来时，将弟弟李杰一起带来。由于她父亲的疯病时好时坏，李杰在家里根本没法专心学习。于是李翠花做家务做饭时，父亲就看着他写作业，时不时指点一下，李翠花忙完后，也会过来听父亲讲课。离开前，还会将碗洗好，厨房也收拾的井井有条。

父亲说起李翠花姐弟，就赞不绝口，说这姑娘勤快贤惠，眼里有活，而且很坚强。她弟弟李杰也不错，小小年纪就很懂事，知道自己家境差，学习努力刻苦，而且很会心疼人，知道姐姐辛苦。

听完父亲的讲述，我对这个不熟悉的姑娘也肃然起敬。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而我还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虽然母亲早亡，但自己其实并没有吃太多的苦，相比之下，我不禁有些惭愧。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传来。我一个激灵从床上翻起来，低声问道：谁？门外传来低低的女声：志超哥，是我，李翠花，徐叔在家吗？我到隔间叫醒了父亲，打开了院门。

李翠花见到父亲披着衣服出来，噗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哭着说道：徐叔，我爸他不知道怎么了，吐得很厉害，好像快不行了，求求你去看看。父亲一听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赶紧拿着手电和我一起赶去了徐家。

徐家除了有三间土坯房，真的是穷得一干二净。李杰此时正在烧水，应该是想给他父亲喝。因为之前大量的呕吐，屋里气味很难闻。我看了一下李父的情况，有些不太妙，像食物中毒，我当机立断跟父亲说送医院。

可是怎么送是个问题，乡里的卫生院距离我们村有二十几里地，抬或者背是不可能的。当时村里有一台拖拉机，但能不能借到也不好说。面对这种大事，父亲也有些慌神，李翠花和李杰更是不知所措。

我吩咐他们姐弟俩看好李父，给他把脸擦一下，把家里的钱都带上，准备被褥脸盆等生活用品。我和父亲便去了村支书家里，敲开门说明来意。

支书一脸为难，说道：借拖拉机送病人去医院肯定没问题，但驾驶员却不在家，咱们村里剩下那些会开的，也都是二把刀，白天开还凑活，这寒冬腊月黑灯瞎火的，要再出点事可不好，不行了就等明天一早天亮了再送人。

人命关天的事，哪里还等得到了明天早上。我便说：支书你找几个人和我一路，拖拉机我来开。支书问我会不会开，我拍拍胸脯道：我是汽车连的，那么大的汽车我都能开，这拖拉机还开不了？

支书被我唬住了，便起身去叫人。其实虽然在军校学习的时候有开过拖拉机，但次数不多，更多的是汽车。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支书喊了三四个壮小伙，将李父抬到了垫着秸秆的拖拉机车斗里。

我看了一下拖拉机，原来是东方红的小四轮，我松了一口气，这车自己能拿下。父亲也想跟我一起去，但天气严寒，我担心他身子骨弱，吹一会冷风生病，就坚决不让他跟着。李翠花和李杰蹲在车斗里照顾着她父亲，还有村里的文书也陪着一起。

在寒冷的夜里，我开着吭哧吭哧的拖拉机有些艰难地前行，大家在车上都冻得瑟瑟发抖，这拖拉机好像随时都要熄火，不过好在一路上虽慢，却还算顺利，最终我们安全抵达了乡里的卫生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