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1896年在福建省龙岩县出生，他是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人物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做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又当上了国务院的副总理，后来又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辈子都在为革命奋斗，心里想的全是怎么为老百姓服务，做事坦坦荡荡，说什么做什么都实实在在。
邓子恢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在兄弟姐妹8个人中，他排第二。他13岁那年，妈妈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不过邓子恢学习成绩很好，在1917年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免费机会，于是就去了日本留学。由于经济上的困难，邓子恢在国外只读了一年多书就不得不回家了。不过，邓子恢在上学那会儿读到了不少进步书籍，这让他有了革命的想法。1918年，邓子恢回到了福建老家，去桐冈小学当起了老师。从1919年到1927年间，他一直秘密地参与革命工作，后来还当上了中共龙岩县委的宣传部长。1928年3月4日，他带头组织了龙岩后田的起义，拉起了一支农民游击队伍，着手建立起闽西的革命根据地。大家都称他为“党内懂农业、农村工作的行家”。
1929年3月，邓子恢认识了毛主席，并开始提前为红四军进入福建做一些准备工作。红四军离开后，他努力劝说毛主席再次来到福建。1929年5月23号那天，邓子恢总算是见到了毛主席。他对生病的毛主席非常关心，给他送牛奶、白糖，还炖些滋补品给他补身体。这段一起经历过困难的朋友，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情。
1930年，邓子恢被大家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头儿，可没多久，因为立三路线的问题，他就被调到南方去了。在中央红色区域，他做了财政部长，对保障苏区经济稳稳当当运行立下了大功。红军第五次没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后，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带着革命队伍继续打游击战，一直撑到了国共两边坐下来谈判。他后来做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皖东指挥部带头打游击战，为新四军的发展出了不少力。解放战争刚开始那会儿，邓子恢是华中军区的政委，他和野战军一起往北到了山东，对华东野战军的建立出了不少力。之后，他成了中原局的第三把手，负责领导中原局的工作，给中原野战军打仗提供助力。邓子恢在四野进入关内后，就被选为了第二政委，其实他就是负责政委的工作。他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等解放战争，立下了大功。接着，他成了华中局的第二政委和中南局的第一副主席，还是负责主持工作，表现出了作为一位长期镇守一地的高级领导人的风范。
这样一个在党内待了这么久的人，怎么会在1955年挨批评呢？这事得从1952年开始讲起......1952年年底时，土地改革搞完了，国家经济也开始慢慢好转起来。党打算从1953年起，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目的是让国家更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让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方针。
这条总路线给党定了任务：在过渡阶段里，要慢慢实现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并且把农业、手工业还有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改成社会主义的。这条总方针简单说就是“一个中心，三个转变”，中心任务是慢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三个转变呢，一个是改造农业和手工业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形成了一个紧紧相连的整体。1953年，国家动手搞起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也开始有步骤、有条理地对农业、手工业还有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方面的改造。
就在那一年，中央设立了管农村工作的部门，由邓子恢来当部长。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部时，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努力推进农业的集体化进程。他明白中国地方大、地形多样、人很多，而且农民们的思想觉悟各不相同。所以，他着重说不能用强硬办法，得靠耐心细致地讲解，让农民朋友们明白农业合作化的优点，从而不再受小农经济的限制。在干部大会上，他跟大家讲了讲党在过渡时期的大方向，还有粮食的统一购买和销售的工作。调研时，他提醒大家要“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并着重说“先把一个地方做好，再扩展到下一个地方”。
毛主席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一辈子都在想办法帮农民解决问题。虽然他很高兴看到农民因为得到土地而开心，但却又担心这些土地可能会在贫富差距变大时失去。土地改革搞完后，毛主席发现单个农户碰到天灾时很吃亏，加上农村地不够人又多，所以他决定要搞农村的第二场大变化。他搞了个农业合作化，把单个的农民聚到一块儿，变成集体农民，大家齐心合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一块儿奔向农村富裕生活。
1953年秋天，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方针，这让农村里的紧张情况慢慢好起来了。不过，因为工业和基础建设增长得太快，农产品就变得不够用了。在跟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和廖鲁言聊了两次后，毛主席表示他很想快点推进农业合作化。他是这样讲的：只要符合要求和规定，那些自愿加入、领导得力、运行顺畅的组织，当然是人越多越好，就像韩信带兵那样，人多力量大。特别是在农村，如果社会主义不去主动发展，那资本主义就会趁虚而入。
1953年到1954年间，主席和邓子恢经常聊上几句，交流挺多的。虽然邓子恢年纪比主席小，但主席还是亲切地叫他“邓老”，并夸他是农工部的领头人。说到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主席和邓子恢看法相同。但到了1955年，两人在初级社的数量上有了不同意见。主席说数量得翻一倍，达到130万，可邓子恢觉得不应该超过100万。同时，邓子恢建议让大家更自由地做事，具体就是允许雇人、借钱、租地和自由买卖。
他觉得，虽然这些自由源自资本主义，但在新民主主义的环境下，它们还是能被接受的，不过会有些限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农民在往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还能有点自己做点小生意的空间。邓子恢的说法让主席心里不太痛快。有人觉得，30万也不算啥啊，为啥要冒着风险反对呢？邓子恢表示：“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管有啥问题，我都得跟主席说明白。”
不过，日子久了，子恢同志的看法慢慢被人批评和不认可了。有人把“四个自由”说成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觉得这是站在有钱人、富农或者家境较好的中农那边，跟中央的路线唱反调，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七月底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主席对邓子恢提出了严厉批评，形容他在某些决策上“像个小脚女人，行动起来东摇西摆”。邓子恢在会议上做了自我反省。到了10月份的大会上，主席又一次批评了邓子恢，并且还特别表扬了湖南湘潭的那位华书记，说他在推动农业合作化上做得非常好。主席专门请华书记来参加会议，还给他讲了湘潭那边农业合作化做得好的经验。
1962年9月，邓子恢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以后，不再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而是改去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其他工作。不当部长后，他接着以政协副主席的职位来管理计委的平常工作。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在北京因为生病去世了，当时他76岁。邓子恢是我党里很懂农村工作的人，对土地改革有很大的功劳。这位为革命付出的人很让人想念。
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回忆起那段时光，说道：“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我们家就变得不一样了，他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中学去教书，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儿，他压力很大，特别是每当听到别人批评他父亲时，他就特别紧张害怕。为了不给父亲的老朋友添麻烦，他连联系他们都不敢，过着非常低调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