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总理刚从广州回到北京，吴忠还有卫戍区的几位头头就去机场接他了。回到中南海，聊着聊着，周总理突然像是想起了啥，转头问吴忠：“那位不会说话的同志，还在一师工作吗？”周总理提到的那位“哑巴同志”，真实姓名是熊世皮，但这个真名是他去世后经调查才弄清楚的。一直以来，“哑巴”就成了熊世皮的代名词，伴随了他整整一辈子。

1935年的时候，红军长征走到了四川的大渡河边，打算翻过夹金山继续前行。但因为不熟悉路，保卫大队就派侦察兵出去，想找几个当地人给指指路。没想到侦察兵找了整整两天，愣是一个人影都没碰到。其实，这儿的老百姓长期被军阀欺负，一瞅见军阀就吓得不行。红军一来，他们误以为军阀又来了，吓得赶紧四处逃散。

就在侦察员们没了主意，不知道怎么回去报告情况的时候，“哑巴”露面了。那个哑巴个子不咋地高，脑袋圆圆的，眼睛大大的，身子挺壮实，穿的衣裳破得不行，还浑身散发着怪味儿。侦察员问他啥，他都只会“嗷嗷”地喊。侦察员看他挺可疑，怕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为了不暴露领导和队伍的位置，干脆就把他抓起来带回了部队。

观察了两天，发现这哑巴真的不会讲话，部队领导就打算让他离开。可哑巴就是不肯走，非要跟着红军，还主动挑最重最累的活儿干。领导劝了他好几次，他反倒急了，一个劲儿地用手比划，脾气大得很。跟着红军真不错，有衣穿还有饭吃，我不打算回家了，就想跟着红军一路走。于是，领导同意后，哑巴就留在了红军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背行军锅、挑炊事用具。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长征途中独一无二的哑巴战士。

哑巴刚当兵没多久，就赶上了翻雪山、穿草地的艰难路程。这对其他红军战士来说，是非常考验身体的难关，但对从小在这片地方长大的哑巴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在路上，他表现出了特别棒的能力和本事。翻夹金山那会儿，空气稀薄得让人喘气都难，行军特别费劲。像挑夫啊、炊事员这些，还得背上几十斤重的锅碗瓢盆，他们身上担子更重，得受更多苦。

每当有战士爬不动了，哑巴就会主动接过他们背的东西，自己扛起来。等好不容易到了山顶，哑巴背上已经堆满了连队的炊具，简直像座小山。战士们瞅着哑巴背上的炊具堆，都不由自主地夸了起来。翻过雪山，前面就是广阔的草地。为了帮战友减轻些重量，哑巴挑了个一百多斤重的担子，还得时不时背上牺牲同志的背包和枪。不管路有多难走，哑巴从没抱怨过一句。

有一次，班长不小心陷进了泥坑里，他赶紧大声喊，让大家快走，别管他。哑巴看到了，急忙把行军锅扔到泥里，自己站进锅里，然后把绳子绑在锅把上，另一头递给岸上的战友。大伙儿用尽力气，把行军锅推到班长跟前，哑巴紧紧拉着班长的手臂不放，大伙一块儿使劲，硬是把班长给拽了出来。班长一到岸上，就激动得搂着哑巴大哭起来。想想之前，他还错怪哑巴是奸细，硬把他绑回了部队呢。

长征结束后，哑巴跟着队伍到了陕北，他在炊事班里啥都干点，挑水、生火、喂马这些活儿都归他。战士们都很喜欢他，就连中央的领导们也很关照这位不会说话的红军战士。有次，哑巴去挑水，结果草鞋的带子断了，穿着走路不舒服，他就把草鞋丢在路边，光着脚继续走。就在他挑着水桶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停在了他旁边，朱老总从车里出来了。

哑巴尽管不晓得朱德叫啥名儿，但晓得他是部队里的大领导，兴奋得丢下水桶就奔了过去。朱德一见哑巴，立马紧紧拉住他的手，大拇指一竖，说道：“你可真不容易啊！”瞧见哑巴光着脚丫子，朱德脸一沉，冲警卫员嚷道：“快去把你们营长找来！”营长和教导员慌忙赶过来，一看朱德满脸不高兴，哑巴也站在那儿，他俩心想肯定是哑巴惹事了，赶紧跟朱德说，哑巴不懂事儿，要是做错了啥，请朱德首长指正批评。没想到朱德大声责备说：你都不懂行，你这个营长是怎么当的？这就是你照顾战士的方式吗？

营长一时有点懵，朱德的卫士长赶紧偷偷地朝哑巴眨眨眼，示意了一下。营长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说要马上给哑巴发新鞋子。看到这一幕，朱德的脸色才缓和下来，并说要是以后再看见哑巴光脚，营长这个位子就别坐了。哑巴听不见他们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憨笑着。朱德转过身，摘下哑巴脖子上的毛巾，帮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在上车前，朱德拍了拍哑巴的肩，朝他竖了个大拇指，表示夸奖；哑巴也亲昵地拍了拍朱德的肩，伸出大拇指给朱德回了个赞。

新中国成立后，哑巴跟着中央警卫队一起来到了北京。大城市里，炊事班不再需要挑水烧火了，后来连马都不养了。哑巴就变得没啥事做了，可他心里老想着找点活计，可新兵们都抢着把活都干完了。当了二十多年兵，哑巴头一回觉得这么空闲，反倒浑身不自在，于是整天拿着扫帚，在部队院子里走来走去，一瞅见哪儿脏了就立即清扫。

现在哑巴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些小问题。师领导原本想让他直接退休养老，但哑巴在荣军院只待了半个月就回去了。刚好营区里有一块荒地打算种果园，师领导就安排哑巴去负责打理果园了。哑巴乐呵呵地接下了这个活儿，不管是风雨天还是晴天，果园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这一做就是16年，他成了果园的看守人，这算是他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了。

1955年，军队搞了个大授衔活动，师里的领导特别关注了哑巴的情况，商量后决定给他也发个干部军衔，就是少尉，级别定为正排。另外，总政治部还给哑巴颁发了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从那以后，哑巴也有了自己的个人记录了。在警卫队里，大家都很敬重那位哑巴，每次碰见他，都会停下脚步，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谁都明白，哑巴虽然没上过战场立功，但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功臣，连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都对他赞不绝口呢。

为了让哑巴晚年过得安心，单位多次琢磨着给他找个伴儿，也试着联系过他老家的亲人，但都没能办成。根据上级领导的吩咐，部队给哑巴添置了新家具，让吃的也更好些，每到节日还会去看望他。1972年，那个哑巴心脏病突然犯了，大家都觉得他这次凶多吉少，连告别的话都准备好了，可没想到他竟然神奇地好转了。经过这事儿，师党委决定让哑巴住进师医院的单独病房，还专门派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虽然医生和护士都照顾得很好，哑巴的身体情况慢慢好转了，但因为他年纪大了，又被发现有其他慢性病。师党委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医疗小组来照顾他，还让他享受副师级的离休福利。1983年6月，一位90岁左右的哑巴老人在北京去世，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都在八宝山举办，最后骨灰也安置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刻着“哑巴同志”的名字。哑巴离世后，留下了七千多块工资和几件家常家具。因为他没有子孙亲人，这些财产没人接手，所以师党委打算把他的遗产捐出去，好让他的美好品质一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