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灭佛事件，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进的一次重大浩劫，也称“会昌法难”。

后世的佛教徒将这次事件，与发生在大唐之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以及大唐之后的后周世宗灭佛，并称为“三武一宗”。

那么，武宗为什么要灭佛？其背后深层次的动机是什么？

大唐在建国之初，是个对宗教持宽容态度的王朝，不仅佛教发展进入史上最鼎盛时期，出现了玄奘、鉴真、一行等众多举世闻名的高僧。

其他宗教，比如中国本土的道教，以及自西方传入的祅教、景教，也都在长安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各有信徒、互不干扰。

大唐的历任帝王几乎都是多宗教信仰者，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并不影响他们对其它宗教的景仰，释迦摩尼与太上老君平分秋色、和平共处。

佛陀、道士成为朝中权贵争相拉拢的座上宾，甚至一些小有名气的高僧、道士，可以自由出入守卫森严的宫禁，替帝王及其家族祈福消灾、答疑释惑。

不过从总体上看，由于道教需要精通占卜测算、炼制丹药、望山看水等众多技能，对文化层次有着一定要求，进入门槛较高，受众相对较少。

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主张放下执念皆可成佛，民间信徒显然更多。

至于景教、祅教以及其它小众宗教，由于中土传入时间不长，很难与佛教争高下。

到了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执政期间，佛教发展更加繁荣。全国各地寺院遍布，长安、洛阳更是拥有众多规模豪华、堪比皇宫的大型寺院。

佛教规模的扩张极大提升了僧尼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事生产，无需缴税、服劳役，还占据着大量良田，有佃农替他们劳作，有仆婢替照料生活，俨然成为一个掌握有大量财富的庞大特权阶层。

朝中权贵以及富商大贾，纷纷将自己的亲戚子弟送往寺庙剃度，打着修行的名义享受各种红利。

玄宗开元年间，大唐人口猛增至五千多万。与之相反，朝廷手中掌控的耕地却大量兼并于权贵手中，致使大唐自开国之初就实施的均田制濒临崩溃。

玄宗对此有所察觉，曾三度下诏抑制佛教，禁止王公贵族将田宅私自改成寺院，但收效不大。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日衰，财政捉襟见肘，历任帝王都在为钱发愁。到了武宗执政期间，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因此武宗在即位之初，就对佛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反感。

会昌元年（814年）六月，庆阳节，武宗在宫中设斋，请和尚、道士共同讲法，赐给道士象征尊贵的紫衣，却严禁僧人穿着，以此昭告天下，自己对佛教并不感冒。

会昌二年（815年），武宗着手没收寺院财产。

会昌三年（816年），因传言有昭义军奸细，假扮僧人混入长安，武宗特地向京兆府下达了“杀沙门令”，三百多僧人因此横尸街头。

会昌五年（845年）六月，祠部奏报：全国共有大型寺庙四千六百座，民间寺院四万座，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祠部是尚书省所属一个二级部门，分管宗庙、祭祀以及僧尼薄籍等事务。

武宗对这些不事生产、不服劳役、不缴赋税，只是白白浪费粮食的僧尼愈发厌恶，加之受到宰相李德裕，以及道士赵归真的力劝，终于下定决心将他们一举废除。

七月初一，武宗诏令全国：要求各地先毁掉建于山野郊外的招提寺、兰若寺。

招提、兰若都是梵语音译词，均为寺院泛称，只是规模、场地略有不同。

招提意为“四方”，一般指规模较大、距城镇较近的寺院。

兰若，意为“寂静”，通常指建在山野之中，相对僻静的修行场所。

接着，又敕令长安、洛阳，分别只保留四座寺院，每寺留住僧人三十名。

各地节度使、观察使办公所在州，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四地分别保留一座寺院。

这些寺院按规模分为三等，其中：上等寺可留僧人二十名；中等寺可留僧人十名；下等寺可留僧人五名。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僧尼，以及穆护、袄僧均一并勒令还俗——穆护、祅僧指从波斯传来的拜火教神职人员。

各寺庙凡不在保留范围内的，所在官府立即拆毁，朝廷专门委派御史赴各地督办。

寺中田产财物一律充公，建材用于修缮公署、驿站；铜像、钟磐用于铸钱。

于是，一场由官方主导、波及全国、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就此展开。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唐这部陈旧已久的官僚机构，竟体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

截止八月初七，在短短一个月内，各地共拆毁寺庙四千六百多座；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穆护、祅僧两千余人；毁掉招提寺、兰若寺四万余座。

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放归寺院杂役、奴婢十五万人！

不久又重新下令，上等寺由保留僧人二十人，改为十人；中等寺由保留十人，改为三人；下等寺则一个不留。

灭佛运动取得圆满成功，佛教自建唐以来两百多年积存下来的大量田产、财物全部充归国有！

残存下来的僧尼不再隶属祠部，改由主客司管辖。主客司是礼部所辖分管外交事务的厅局级单位，比省部级的祠部低了一级。主管机构的降级，也说明了佛教地位的下降。

李德裕听说五台山僧人多数流亡幽州，立刻召来幽州驻长安进奏官，当面告诫说：“回去报告你们节度使，五台僧人做将领比不得幽州将领勇悍，做士卒远不如幽州士卒听话，不要为了博取一个容纳的虚名招致非议。没看到刘从谏收留了那么多闲人，对他有什么好处！”

张仲武知道后，立刻取来两把长刀，派人送交居庸关守将，下令：“凡有游僧入境，一律就地斩杀！”

主客郎中韦博为此抱怨了几句，认为没必要把事做得这么绝，结果被李德裕听到，将他打发到了西北戍边。

综上所述，武宗灭佛原因有三：

其一，武宗本人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崇信长生术，不喜轮回说。

其二，武宗的得力干将、宰相李德裕与宪宗时期的名臣韩愈一样，历来反感佛教。其在主政淮南、西川期间，就有过类似的灭佛行为。另外，还有为武宗炼制金丹的赵归真等当红道士，也在其中推波助澜。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世俗政权对过度膨胀的佛教产生了警觉。朝廷财政的日益拮据，让武宗君臣不可避免的盯上了佛教这块肥肉。

客观的看，武宗灭佛在短期内确实收到了奇效，增大了税收来源，缓解了财政危机，减轻了百姓供养僧尼的负担，为宣宗时期的“大中之治”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但他们过于极端的处理方式，导致大量流传已久的宝贵佛经散失殆尽，也让众多强迫还俗的僧尼，因失去生计而四处流浪，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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