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婚姻中，婚礼是被视为一个新的开始，是对未来共同生活的庄重承诺，也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但在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婚姻模式”——只领结婚证，不办婚礼酒席宴请宾客。

在他们眼里，婚礼不仅花销大而且实在繁琐忙乱，还要与各式各样的亲戚打交道，

不如一切从简，把钱花在更具有性价比的事情上，务实的把两个人的生活经营好，而不是在意一场婚礼仪式。

在新式婚姻观念中，彩礼和嫁妆的背后充斥着物质交换和价值换算，这种把人物化的形式也被他们剔除出去，

许多年轻人认为，婚姻的基础是感情和共识，不应该是彩礼嫁妆这种看似是支持祝福实则满是压力的东西。

除此之外，再也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一成不变的传统家庭模式，夫妻双方开始共同分担责任，伴侣合作面对生活的挑战变动，

不仅仅是对生活费用进行平衡，养老责任也是一样。

灵活操作的模式避免对其中一方造成过重的负担，也避免强行融入不适配的旧模式。

孩子的姓氏也不再是约定俗成随父姓，新式婚姻模式中已经开始践行孩子随母姓或者同时使用双方的姓氏，甚至“抓阄”决定，

这是家庭决策权平等的体现。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在有些人看来比较“颠覆三观”的新型婚姻模式？

在过去，传统社会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即宗族、血缘关系、熟人社会下的团体，

这种模式并非个体本位，核心是关系，个人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依附在群体之中，婚礼便是在这种情景下诞生的。

婚礼过程确实繁杂无趣，却一代代延续下来，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监督机制，所有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

该机制一旦运行，意味着丈夫如果做出了违背婚姻的举动，女方的支持者便拥有着“绝对正义”参和进去，让男方付出相应的代价，

反过来对于女方也一样。

所以一旦进行婚礼，在所有血缘关系的见证下，后续再想背离就得考虑有“贼心”是否也有“贼胆”。

婚礼是对性权力分配的约束，彩礼嫁妆是门面和话语权的体现，“男主外”是男性权力的彰显，孩子姓氏随父亲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些都是传统婚姻的意义。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个人开始从熟人社会出走，社会流动性的加强是因为城市化、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共同发力，

人群散开到五湖四海去谋生求职，穿插进了陌生人的共同体，该共同体不像血缘那般有约束力，你可以自由加入也能自由离开，不具有强制性。

没有一个氏族压着你干扰你的决策，此时你要为自己做打算做选择，并因为能一起承担重压的人会更少所以得全权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乡土中国》里写道，血缘与地缘的合一在现代社会被割裂了，人是流动的甚至迁徙的。

脱离了单一的环境后，彼此有着不同的语言或生活习惯，没有硬性要求对彼此产生强烈的完全认同感，个体便形成了。

人变成了原子态的人，不再需要那么粘稠地附着在某个群体上面，越是发达的地区越是这种互不干扰的关系，

理论上来讲你可以跟任何其他原子态的人进行连接，也可以不连接，社会功能分割后已经足以支持你进行分化的个人活动，

人的自由度更高了，连带着自由形态也更多样化了。

此时的婚礼就不具有它的传统意义，因为氏族的联系比起以前更加微弱，甚至已经“脱落”，

婚姻越来越变成小家庭内部的事情，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视线进行扫描鉴定，

彩礼和嫁妆如果成为经济压力就取缔，男女趋于平等就没有谁主内谁主外的说法，孩子随母姓是对女性身份的尊重，

新型婚姻模式是社会变化的产物，根据当下的特点做出了相应调整。

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提出了“爱情三角理论”，认为爱情由三个基本成分组成：激情、亲密和承诺，并据此衍生出七种不同类型的爱情形态。

这三个基本成分的具体含义是指：

该理论揭示了真正的爱情需要激情的火花、亲密的联结和承诺的支撑，三者缺一不可。

反观现代人的爱情承诺，它不再依靠传统模式的监督机制，而是集中在两个人之间的自愿和合力。

它具有高度责任感，即使短暂分开也能坚守婚姻承诺，愿意跟对方发展稳定的长期关系。

这种新衍生的婚姻模式比起传统婚姻，在形式的不同下，体现的内核也大不相同。

新型婚姻中的夫妻更加注重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双方的人格健全，不依赖对方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强调共同成长和自我实现。

在家庭和事业上不存在女性应该牺牲自己的事业成全家庭，也不存在男性应该负担起所有的经济责任而忽视家庭，

二者可以协商进行调度，共同为提高家庭幸福感努力，是经济和情感上的公平统筹。

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允许对方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不被入侵，允许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亲密关系里也有独立性。

这是一种强大的包容性，是能够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差异，而不是“你应该完全和我一致”。

虽然新型婚姻模式摒弃了婚姻的形式选择抓住新式的内核，但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如传统观念的压迫，经济的衡稳，个人空间与共同责任的调整，协商与沟通的难度以及心理层面的调解等等，这些都需要得到妥善解决。